乞丐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现象，它与文明相悖却又长期共存。原始社会公有制结束之后，财产私有化形成，贫富有了悬殊，乞丐便在这种无情的分化中产生了。乞丐作为一个长时期的世界性社会“赘生体”，产生的普遍原因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因社会物资分配的不均所产生，二是因天灾人祸而形成，三是由因精神贫困导致心理变态而产生寄生意识。遍观中国各地乞丐现象得知，各地乞丐的行乞行为和手段形成了某一地方的乞丐风俗。
一直以来乞丐不仅作为一种亚文化的主体而存在，乞丐群体也是社会问题的制造者之一。一遇天灾人祸，饿殍遍野，流民成乞，大量流浪异地或涌入城市，这每每都会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因为一旦处理不当便会引发动乱，甚至改朝换代。为此，统治者大都减免赋税，补贴钱粮，建立各种福利性的机构收留乞丐流民，例如，南北朝时有“六疾馆”与“孤独园”，唐代有“悲田院”、“养病坊”，宋代京城有“福田院”，地方上有“居养安济院”，元代有“孤老院”，明代有“养济院”，等等。
泰安城乞丐风俗作为一种“亚文化”抑或“病态文化”现象，有着异于他地的特色，譬如依靠泰山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吃香”。
丐聚泰山吃“香”
古代泰山乞丐很多，他们靠山吃山。有明确记载说汉武帝封禅泰山时便见沿途有乞丐拦路乞讨。
唐宋以后，泰山香会兴起，至明清更加旺盛。每年从农历三月初三王母池庙会开始，就进入民众进香的高峰期，三月十五、三月二十八、四月十八等，是进香的日子。四月初一至四月十八期间进香的人员最为集中。此称之为春香。还有秋香，主要是在九月之后，香客主要集中在山前小泰山、王母池、虎山一带，上顶的人不多。年复一年，全国各地香客如期而来。吃“香”的乞丐大多集中在这里。
一般吃“香”的乞丐有这样两类人：居住在山中或山下的穷人；来自山外的有肢体残损或病弱贫苦的人。民国时期学者傅振伦先生两游泰山，他所著《重游泰山记》中写到：
沿途乞丐甚多，逢人索物，并云：“千舍千有，万舍得福、步步升高、积德吧，掏钱吧，个人行好是个自的”，不予则不得前行。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马提尔牧师称这些人为吃“香”的乞丐。他撰文写到：
每年农历正月到四月香客最多，正月初，每天有三到五千人上山，正月十五这天，几乎可以达到一万人左右。另外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泰山上的乞丐，他游泰山的当天最少就看到了二百五十个以上的乞丐。这些乞丐当然都是想得到香客的施舍而来，而香客大都本着行善之心而来，所以形成这种特殊现象。
吃“香”的乞丐往往讨一天收效甚微。现代作家吴组缃在《泰山风光》中这样描写只靠乞讨为生的乞丐：
我只看见很少的几个残废的乞丐——有瞎眼的，有没脚的——坐在路旁，磕头叫嚷，为状甚苦，看看他们身前的乞盘里只有一些煎饼的碎片和麻丝结之类，虽也有铜钱，但如月夜的星斗，点得出的几颗，那些乞丐一边偷空拿麻丝结，在膝上搓细索为自已扎鞋底之用，或卖给人家，一边胡乱把煎饼抓了塞在嘴里，咀嚼着。每有人过，就磕头叫嚷起来。往往叫了半天，无人理会。有一种带有小孩的，自已没讨得着，就叫小孩跟了人家走。这种小孩都不过四五岁，连走路都走不稳，却因要追赶行人，不得不舍尽气力，倒倒歪歪地快跑，一面喘气跑着，一面“舍一个钱，舍一个钱吧”地嘀哝着，一面还要作揖，打恭，到了相当的时候，又还要赶拦上去，跪下，磕一个响头。这种烦重工作的结果，十回有九回是苦窘着小脸空手而回。因为等他磕过头爬起来时，那行人已经早在远远的前头，再也追赶不上了。
“骗香”丐俗
因了泰山香客的缘故，就有为数不少在泰山靠欺诈行乞的乞丐，他们主要是对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的诈骗。这种“骗香”的乞行主要表现为欺骗善心，利用善良，达到取财的目的，其中也表现为强乞行为。泰山独特的神山地位，使它长期的拥有着源源不断的香客，这种得天独厚的香客源，培养出了在泰山下“骗香”的丐俗。
明朝晚期著名历史学家张岱在《岱志》中表现了生意人与乞丐串通一气诈骗香客的手段：
甫上舆，牙家以锡钱数千搭樏杠。薄如榆叶，上铸阿弥佛字，携以予乞。凡钱一贯七分，而此直其半。上山牙家付香客，下山乞人付牙家。此钱只行于泰山之乞，而出入且数百余金。出登封门，沿山乞丐，持竹筐乞钱，不顾人头面。入山愈多，至朝阳洞少杀。其乞法扮法叫法，是吴道子一幅地狱变相，奇奇怪怪，真不可思议也。
这番直叙白描，虽仅点到“出入且数百金”，但把牙家乞丐串通一气，欺诈香客的伎俩揭露无遗。
对于乞人不良之行，吴组缃在《泰山风光》中描写得更是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早前听说，这条盘道上的人家都以在香客中乞钱为职业，自七八十岁的老人以至三四岁的小孩都做这项营生，每人每期所入最好的可多至六七十元以至百元。很多人家就以此起家，买地筑屋，变做小康。男人则大半不做事，终天悠悠忽忽，过无忧无虑的现成日子。
吴组缃还对比写了两个乞丐：
我一边注意这人，一边赶了几步，走到他前头。这人大约二十四五岁。西洋头，苍白清秀的脸，穿一件时髦的青灰色新棉袍，黑丝绒鞋子，一只又白又瘦的手上夹着一支香烟，口里悠闲地吹着哨子，看样子竟像本地一位少爷公子或小板之类……门口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不但白皮细肉，体面干净，而且旗袍皮底鞋，简直是本地十分摩登的了，这姑娘站在那里，和一个男子说笑……朋友告诉我，刚才那个苍白清瘦的青年就是这人家的。后写夜间所遇，随香客半夜上山……忽然一个人扭拄了我（讨钱）。按照刚才的经验，只要摆一下身肢就可以脱逃。这次可不行，我被那个人扭出了行列，弄得无可措手。我停睛一看，那人披着一件破衣，白皮细肉，一把粗辫子，不是别人，就是我白天看见的那个体面干净、衣饰摩登的十七八岁的姑娘……我看那男人，也是见过的，正是白天在路上遇见，一块上来的那个苍白清癯的青年小伙子。 说时迟，那时快。那姑娘给提醒了，羞得要不得，使劲把我一推，就像一只兔子似的窜到黑暗里去了。
乞丐众生相
泰安城乞丐乞讨风俗，不外乎此几类：破罐子破摔死乞白赖；油嘴滑舌讨巧卖乖；地圈里杂耍卖艺。第三类虽然名曰卖艺，究其实依然是乞丐行为。死乞白赖的乞丐主要是踩“百家门”，被称之为“要饭的”。他们进街入巷，在百家门前仰脸乞讨，求奶奶告爷爷，呼大爷叫婶子，叫干了嗓子能讨到一口热饭便是造化。
油嘴滑舌讨乖卖巧的乞丐一般都是懒汉。他们因心理扭曲而改变价值取向，甘于、乐于当乞丐。这些乞丐不乏聪明，脑袋好使嘴巴甜，就凭这张“嘴”混给嘴吃。也就是俗称之为“打花相”的。他们乞讨方式灵活，也踩百家门。一上门满脸笑意，悠闲地操起道具来说词，并且押韵上口。他们使用道具很简单，或两根木棍，或两片竹板，俩手对敲就有响声。更简单的道具就是两片瓷碗片，三个手指头一夹就打出声来。说他们聪明，就是因为他们能因人因事随口说辞。见老大娘抱孙子则就敲着点儿唱：“不是奶奶不给咱，抱着银娃不得闲，等上一会有空了，饼拿整的汤舀满。”老太太一下乐了，拿出张煎饼来说：“走吧走吧，再赶门去吧。”他们也到集市上讨钱。赶在白菜摊前则说：“大哥的白菜嫩又白，价钱合适秤实在，两个制钱打发俺，换进一摞票子来。”一则买菜人怕他挡摊影响生意，二则愿意听吉利话，于是赶紧拿零钱打发走他完事。这些乞丐活的很自在，只要填饱肚子就找地方晒太阳睡觉。圈内调侃说：“拿个知县也不换”。
地圈里卖艺的往往被称之为“打拳卖艺的”。他们有的练功，有的杂耍，有的说唱，有的弹奏乐器。总之都是凭一技之长养家糊口。他们表演时划地为台，一张嘴就是：“父老乡亲，老少爷们，你们前来捧场，我这里作揖了！”然后辛辛苦苦，使出全身本领表演，最热闹处，往往以铜锣或是帽子为器具或在圈内或到圈外讨钱。看到有人想走则求道：“父老乡亲可怜我们辛苦，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请你千万留步，我这里有重礼了！”说着再次深深鞠躬作揖。
乞丐文化，说到底是一种颓废文化，落后文化，是文明社会的赘疣。乞丐就整体而言，原本是贫困无聊之辈，虽说卑贱之极却也在良民之列，“三教九流”之尾，也不是为非作歹之徒。然而流转变迁后乞丐群体结构巨变，成为五方杂汇、品类不一的群体，成为流氓痞棍消极颓废、游手无赖等各色人的精神避难所。因而各种流氓意识污瘴之气泛滥其中，这必然对社会精神风貌及其他文化带来消极的濡染和影响。乞丐意识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消极的乞丐文化流毒颇深，余孽未尽。根除这种不良现象和不良文化，有赖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教育的深入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