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因素决定梁山集团只能走招安的路子

　　宋朝时的梁山泊位于济州（今巨野）以北，东平府以南，成月牙形，南北狭长，梁山处于湖中，没有耕地。从王伦时期就养了许多小喽罗，梁山集团自己不从事稼穑、渔牧、服务等生产劳动，吃喝用度从何而来？对外掠夺是唯一途径，积蓄一段时间后，就去打打仗抢劫，为喽罗们提供衣食保障，只有保持收集财物和分配财物的平衡关系，并且是基本公平分配之后，除去山寨开支还略有盈余，梁山事业才会蒸蒸日上。

　　梁山历届头领奉行的是流寇主义，没有像田虎、方腊那样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更没有发动群众。相反，群众想躲瘟神一样离家逃难，由于梁山下山抢夺财物，梁山附近的道路上没有了经过的商队，梁山四周人眼萧条、土地荒芜、投资环境极端恶劣，成为典型的不宜居地区，梁山也就断绝了税收来源。唯一的收入就是抢劫，梁山要继续发展，仅靠在梁山附近州府钱粮是不够的，要夺取土地，这才是出路，但是梁山领导层没有认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只有走黄巢、李自成“流寇”的路子。令人欣慰的是梁山集团因为没有粮草，在“反围剿”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选择了招安。

　　梁山山寨如果从王伦上山算起到宋江招安存在了大约10年，前五六年梁山上的人员都在1000人以下，随着梁山事业的发展，梁山上的人员不断扩大，粮草的消耗量越来越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粮食的供给保障就会出现危机，没有饭吃的梁山集团的出路要么解体要么招安。

　　王伦时期，梁山是典型的土匪行为，劫货杀人，小打小闹，有财帛的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霸占了梁山水泊，通过资金积累，搞了基础设施建设，建起了山寨，修筑了聚义厅和耳房。梁山的人数据柴荣介绍：“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打家劫舍”，阮小二的估计，则是“聚集了五七百号人”，整体数字相差不大。山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月耗粮食量，每人每天的花销折算成粮食计算，则平均每人每天耗粮二斤，月耗食量为700×2×30=42000斤。它意味着：如果山寨平均每月获得的粮食数量少于这个数，山寨就面临饥荒、内乱、崩溃的危险。由于梁山泊的优越地势，山林湖泊相得益彰，易守难攻，占尽地利，尽管是“打家劫舍，抢掳往来客人”，由于摊子不大，也就700来号人， 经济上没有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