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大凝甘露，鲜肥结玉脂。蟠桃王母宴，无此不成仪。”这是当代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题写给故乡的《肥桃颂》。驰名中外的中国名产肥桃，又名佛桃、大桃，产于肥城，故称肥城桃，简称“肥桃”，被誉为“群桃之冠”。民国二十一年（1932）《中国实业志》载：“山东肥城所产之肥桃，以其形大、色美、味甘、汁多种种优点，自昔即成贡品，声价之高实为他种之桃所不及。” 

　　肥桃是在原产毛桃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精心培育而成的特有品牌产品。历代桃农不断摸索，创出了一套独特的栽培管理模式，又经选优培优，肥桃终成一方独特的美味，并发展为众多品种。到明清时期，肥桃已经名扬四海，成为皇家特供果品。在长期的培植过程中，肥城人民吸收借鉴中国桃文化的多种元素，创立了标新立异的肥桃文化。肥桃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特征和民俗寄托，桃花、桃子和桃木成为民间美丽、福寿、平安、吉祥的象征，一些寄寓其文化意义的桃木工艺品也应运而生，展现出肥桃文化的丰盈与多姿。随着时间的推移，肥桃文化已经渗透到了肥城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点滴之中，由此进一步丰厚了肥城传统文化的底蕴。作为这种文化现象的直接反映，许多关于桃花、桃子和桃木的诗词歌赋、小说散文、逸闻趣事、神话传说以及桃木工艺品异彩纷呈，蔚为大观，构成肥桃之乡一道独特的靓丽风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中熠熠生辉。肥桃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相对完整的传承过程，在绵绵不断的传播中，影响着一代代肥城人里仁为美，明德惟馨。 

　　第一节  肥桃及其栽培技术 

　　桃树是中国最古老的树种之一，早在几千年前就已被祖先从原始自然生产中驯化栽植。《辞海》谓：“桃原产中国，以华北、华东、西北各地栽培最多。”肥桃种植源于春秋，成于晚唐，熟于明末，广于当今，是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质条件，经历代桃农千百年的不断探索和实践，用智慧和双手培育出的优质大桃。随着社会文明和生产力的发展，肥桃的栽培品种不断增多，面积不断扩大，声誉也远播他乡。 

　　一、肥桃品牌的形成 

　　中国人自古对桃树极为崇尚。最早见于民间风俗、文学作品者，桃树可谓独树一帜。《山海经?海外北经》中《夸父逐日》末句为“弃其杖，化为邓林”。据清代学者毕沅考证：邓、桃音近，“邓林”即“桃林”[①]。《山海经》还记载，传说上古时代的东海度朔山上，生长着一棵巨大的桃树，有一枝干弯弯地拖到地面形成拱门。《淮南子》中也有关于桃树的记载。考古学者对郑州二里岗和河北藁城市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时，发现了陶钵、石斧、木炭和桃核，说明至迟到商代，野生桃已成为先民的食物来源，从而为祖先所敬崇。桃成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对象，显示出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肥桃为肥城的著名特产，被誉为“群桃之冠”，是举世闻名的佳果。肥桃以果实肥大、外形美观、果肉细嫩、味美甘甜、营养丰富为主要特征，一般单果重200—300克，大者近900克。肥桃含糖量11.4—14.6%，含果酸0.25—0.43%，含可溶性固形物14.27—23.9%，果肉中含维生素C9.72—12.78%，在桃子中名列前茅。此外，尚含有维生素B12、维生素B17、蛋白、脂肪、胡萝卜素、纤维素、尼克酸、核黄素等及钙、磷、铁多种微量元素。常食可健脾胃增食欲，强壮筋骨，延年益寿，对常见病如动脉硬化、心脏病、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所以，世称人间仙果。肥城人以桃供佛，亦称佛桃，肥桃被推上了神圣的地位。 

　　肥城人崇拜桃树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时期境内已种植桃树。《左传》记载，鲁襄公十七年（前556），齐鲁两国交战，齐兵围困鲁国北部边境的“桃”（今肥城孙伯镇一带）。当时，此地可能已大量植桃。“桃”地之名，盖由此来。《孔子家语》里亦有鲁国君以雪桃招待孔子的故事。《酉阳杂俎》卷二《玉格》还记载了一则齐州仙桃的传说，言御史中丞史论“在齐州时，出猎至一县界”，碰上一僧正在食桃，其大如碗，鲜美异常。中丞随其寻访桃林，经过翻山逾涧，见有桃树数百株，枝干扫地，高二三尺，芳香扑鼻。有研究者认为，其中史论“出猎至一县界”的“县”，很有可能是今天济南南部的肥城。如此推论可信，则小说中的仙桃林乃是以肥城之桃林为原型，进而说明，肥城在唐代已有大面积的桃树种植[②]。 

　　明清时期，肥桃形成品牌，在志书中有了明确的记载。明隆庆六年（1572）《肥城县志》载：“果亦多品，惟桃最著名。”自明天启二年（1622）起，肥桃即成为皇室贡品。清雍正四年（1726）《山东通志》载：“桃产肥城者佳……”可见，当时肥桃已在齐鲁闻名遐迩。嘉庆二十年（1815）《肥城县新志》载：“味美，他境莫能及，唯吕店、凤山、固留诸社出者尤佳。”清代《深州风土志》载：“壬子年拾遗记云……山东则出肥城者佳，谓之肥桃。”[③]光绪三十四年（1908）《肥城县乡土志》载：“惟桃最著名，近来东西洋诸国亦莫不知有肥桃者……”此时的肥桃，不仅驰名国内，而且蜚声海外。 

　　肥桃自明代成为皇室贡品后，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吃到肥桃为人生之一幸事。《山东之农业概况》载：“铁路（津浦）筑成之后，运往北京、南京、上海各处者，亦益见其多矣。”民国十一年（1922）《山东劝业报》载：“肥城蜜桃历年在外埠之销售量，济市及天津约占30%；青岛销15%；在沪销20%；在京销5%。”至民国二十一年，肥桃更是成了官商馈赠之珍品，是年《中国实业志》载：“十七、十八两年中，以鲁省官商各界是时多尚奢侈，赠礼风盛，以互相争购，其价较高。” 

　　如上所述，肥桃的种植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初具规模应在唐宋，成为品牌贡品当在明清。清末以降，则有更详细的记载。1934年，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吴耕民教授等即有《肥城桃调查报告》，其中指出：“我国桃多佳种……惟其中有肥桃者，产山东肥城县，形状伟大，冠绝群桃，而香气馥郁，汁多味甜，其品质较之上海水蜜桃系之果实，有过之无不及。是以脍炙人口，驰名中外，在昔逊清时代，曾为皇室贡品，即近时亦多为上流馈赠之需，声价之贵，远超群果。” 

　　随着肥桃蜚声海内外，肥城的知名度渐渐提升。作为中国著名的肥桃之乡和中国桃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肥桃和肥城在中国桃文化的传播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中国桃文化的缩影，体现了肥城人朴实的性格和无比的智慧，构成了肥桃文化一道靓丽的风景。 

　　二、肥桃产业的发展 

　　肥桃生产历经沧桑，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形成规模。虽春秋时代已有种植，但直至明清年间，仍多属农家小片栽培。加之官僚士绅层层盘剥桃农，严重阻碍了肥桃的发展。 

　　然而，也有一些有识之士致力于肥桃业的发展。清宣统元年（1909），山东省劝业道萧应椿为革除旧时弊端，保护肥桃良种，曾于县城（老城）南关火神庙旁立一石碑。但勒石保护仅止于劝诫倡行，对于如何促进其发展却无良策。到1921年，全县9个区中，肥桃主要产区仅为一、二、四、五区，共41个自然村，70余处桃园，种植肥桃8000余株，年产60多万斤。 

　　1934年，吴耕民等撰写的《肥城桃调查报告》记载：“桃之栽培以城南第五区之东里村、西里村、顾家庄、李家小庄、黑牛山、小顾家庄、辛庄、井同峪、北老僧台、张家拔头、尹家山庄、营里庄、聂家庄等处为最多；第四区之后里留、上固留、韩家庄等处次之；第六区之纸坊庄、南王庄等处次之；第一区域内及域之附近亦有之。各处桃园概互相分离，不集中一处。每园面积以二三亩者为最多，最大者亦不过十余亩。”据同年7月23日山东《民国日报》载，当时共有肥桃410亩，8200株，年产肥桃164万个，产值30万元左右，“不可谓非一极大产业也”。与1921年相比，肥桃年产量略有增加，但栽培面积没有扩大多少。其主要原因，除旧政府不重视、官吏士绅层层盘剥压抑了农民栽培肥桃的积极性外，也有经营上的困难。 

　　1937年3月13日，肥城县政府曾以“肥桃本为著名特产，徒以性易腐烂，不便运销，难期推广”为由，呈文省政府请求“筹设制造肥城罐头工厂”。但“以肥桃产量太少，势难作大规模制造，成熟期间太短，工厂久闲，亦不合经济原理。又肥桃为粘性核，制罐工作甚感困难，且届成熟时期，其果肉多液化，若加水加热，势必溶解”[④]，未获批准，影响了当时肥桃的发展。1938年4月，日军侵占肥城后，桃园常遭兵燹战乱，桃户多将桃树伐去种粮，肥桃生产大幅度下降。到1949年全县肥桃栽培面积减至330余亩，产量不及战前的五分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肥桃生产才得以恢复和发展，最终成为“最大的桃园”[⑤]，并逐步发展为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 

　　三、肥桃品系与培优 

　　肥桃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由于实生、自然杂交和选优嫁接等原因，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品系类型。山东农业大学罗新书等认为，这个品种群应当称之为“没有完全解体的孟得尔群体”，即从果肉与表面颜色、从果型、从味道、从品质、从个头等来看，确实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单株，并各有其特点[⑥]。肥桃主要有两个品种：一是红里大桃，果大，顶端微突尖，缝合线过顶，近核处果肉嫩红，呈辐射状。果皮黄绿色，成熟为米黄色。八成熟时阳面现片状红晕，九成熟时果肉乳白色，全熟时果肉韧软汁多，酸甜可口，有清香味。8月下旬至9月上旬成熟。二是白里大桃，略小于红里大桃，近核处果肉无红晕。单果重150—200克，最大者重500多克。果皮绿白色，成熟米黄色，无片状红晕。肉质细韧，白色，汁较红里大桃略少，香甜可口，无酸味。9月上旬成熟。其他还有香肥桃、酸肥桃、晚肥桃、柳叶肥桃、大尖肥桃5个品系。 

　　以上品种，红里、白里肥桃栽培面积较广，约占总面积的80%；其他品种栽培面积较小，零星分布于各桃园中。此外，肥桃群体中还有一种畸形果——桃奴，果实圆锥形，茸毛极多，形似猴头，貌不惊人，味道甘美。单果重量大小不一，大者近百克，小者几十克。桃奴和大桃同时生在一棵树上，形成原因较复杂，目前尚无一致说法。一般说来与肥水不足、授粉不佳或树龄老化有关。 

　　肥桃经过数百年的演化，受到历代栽培者的人工选择，综合了古代桃子的许多优良性状并加以发展，逐渐形成驰名中外的优良品质。培优措施主要有： 

　　一是嫁接。取毛桃之核，直播苗圃培育砧木苗。出苗越二三年，砧木树干直径约达2寸，即可行嫁接。嫁接在4月初清明节前后，先将砧木齐土锯去，以刀劈开，接穗选用优质肥桃结果之新短枝，长约2寸许。接穗底部左右两面削之，使其横断面成为三角形，自砧木切缝之两侧插入，掩以老皮捆扶，以土培壅之。除此之外，亦有采用芽接法者，即“丁”字形芽接和套芽接两种。后通过肥桃选优，选取桃树优良单株，建优良单株比较试验园，再选更加优良单株作为母株，以母株接穗嫁接，同龄树可提高产量20—30%。 

　　二是整枝修剪。肥桃之整枝概取菱状形，一般在发芽时采取撑、拉、吊方法进行，使枝杈分布合理，疏密有致。树冠高3米多时开始修剪。借其结果受重，枝向四周展开，树冠渐为平面扇形，并剪去伏地之枝、直立旺枝及枯枝。剪枝多在春季发芽前进行。 

　　三是防治病虫害。肥桃嫁接后，继承了母本毛桃的免疫能力，但依然难御病虫害的侵袭。病害主要有桃细菌性穿孔病、桃炭疽病、褐腐病等，虫害主要有桃蛀螟、蚜虫、卷叶虫等。桃农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冬用石灰水刷树身、春用喷洒石硫合剂、夏用草木灰（或烟叶水）灭虫以及果实套袋等方法，确保桃树健康生长，果实不被虫噬。 

　　四是土肥水管理。秋后翻土扩大定植穴并加施厩肥，改良土壤，或抽沙换土，加深活土层，提高地力，并及时锄地保墒。施肥一般一树年施一车粪，约250公斤。1921年《肥城蜜桃产销报告》分析，氮肥过多，磷钾肥缺乏，树势过旺，难成花芽。故减少厩肥及豆饼施用量，补施以小米糠、骨粉或草木灰等富含磷、钾性质的肥料。除每株年施一车粪外，雨季施5公斤豆饼，轧碎、深埋、浇水，使枝条健全，减除病害，提高结果能力。桃园建井，储水以供灌溉。按照桃树的生长习性，一般每年浇水4次：封冻前树四周围堰漫水；开花前浇足水；夏季追肥无雨浇水；秋后施基肥浇透水。盛花时可喷洒清水，提高坐果率。 

　　培优管理还有一些措施，如为果枝撑柱，以防果重枝断；以每树保留300—400个进行疏果，确保肥桃果大质优；桃将成熟时，遇阴雾进行烟熏，以保肥桃色泽鲜美亮丽；对老树断朽根，施有机肥促生新根，进行复壮，延长盛果期等。 

　　此外，肥城桃生长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故选址建园也是一项基本措施。肥桃品质较佳者，多产于低山丘陵区的桃园镇、仪阳镇和新城街道。清嘉庆二十年（1815）《肥城县新志》记载“唯吕店、凤山、固留诸社出者尤佳”，这些“出者尤佳”的地方都在低山丘陵区或河道故地，沟壑纵横，沟谷梯田，背风向阳，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形成了特殊的小气候，为肥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建园的最佳地带。加之多种成熟的培优管理措施，不仅保留了祖先从各种桃接种中得到的优良基因，而且通过各种优良基因的组合，使肥桃不断发展和丰富，质量不断提高，名声渐显，并形成独特的肥桃文化而享誉中外。 

　　第二节  民俗中的肥桃文化 

　　肥桃是名副其实的“人文瓜果”。无论是作为“桃”之实体构成的桃树、桃枝、桃叶、桃子、桃核（仁）、桃花，还是与桃有关的劳作如种桃、剪枝、嫁接、移栽、摘桃、送桃、卖桃、食桃、赏桃、仿桃制作，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桃木制品等，都积淀着厚重的文化意识，是肥城民间思维模式的泛化与载体。肥桃的花、果、木作为不同的民俗载体，象征青春爱情，传递福寿吉祥，承载避邪养生，寄托理想感情，传承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蔚为大观，世代相传。 

　　一、爱情之花 

　　青春明媚，爱情如花，桃花亦总是关联着人。桃花的娇妍美丽是历代文人墨客笔下吟咏唱和的永恒题材。中国文学史上最先将姑娘出嫁与桃花盛开联系在一起的诗歌，当推《诗经?周南》中的《桃夭》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室人。”这首诗以欢乐的节奏，明丽的色彩，热烈的气氛，温馨的意境，将桃与人、人与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生命和爱情的美丽。宋朱熹云：“‘夭夭’少好之貌，‘灼灼’华之盛也。木少则华盛。”[⑦]这是对桃的生物性的认识，既描写了桃花盛开时的如火燃烧的热烈和壮观，亦可见古人朴素的审美成就。纵观文学百花园中的桃花诗文，文学家无一不是借花抒情，以花言志，或寄情托思，或伤春悲秋。唐代诗人元稹也曾赋诗桃花：“山泉散漫绕阶流，万树桃花映小楼。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而离别相思更能撩拨人的心弦，唐代崔护的伤感令人肝肠寸断：“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唐代诗人刘禹锡则是以桃花写悲情：“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红楼梦》里繁花似锦，但黛玉葬花独钟情于桃：“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些哀婉凄绝的爱情故事，正与桃花的美丽而短暂相似。 

　　然而，桃花更如红颜。岁月如流，流过桃乡。肥城大地不仅代代传诵以上诸多诗文佳作，而且演绎为众多美丽的爱情故事，如《桃花仙子》《桃花公主》《桃花姑娘》等，在民间广为流传。《桃花仙子》讲述陶山脚下的青年邢好，救了洪水中漂来的白面书生王恩，二人上山修理桃树，忽然刮了一阵妖风，紧接着传来女子的呼救声。原来是妖精掳走了桃花公主。邢好借助公主胸前桃花的力量，终于杀死了妖精，但被心怀鬼胎的王恩抢了头功，封为驸马。邢好在他曾救助过的小白龙、蚂蚁、蜘蛛等精灵的帮助下，连闯三关，与公主终成眷属。这桃花公主原来是天庭分管桃花的仙子，因思恋凡间投胎来到人间，降生时胸前挂着粉红桃花，从不放下。因此，皇上封她为桃花公主。后来，在战胜妖精的时候，桃花还发挥了神力。在皇上故意刁难的第三关中，皇上让公主与99位宫女各持一朵桃花躲在帘后，要邢好与王恩辨认。故事以花喻人，以花穿针引线，堪称一段“花为媒”的佳话。 

　　二、长寿之果 

　　民间年画上的老寿星，手里的“道具”总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寿桃”。肥城素有“君子之邑”的美誉，民风淳朴，性情敦厚，自古就有以桃祝寿的良习。相传孙膑18岁就离开家乡，到千里之外齐国境内的云蒙山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一去就是12年。那年五月初五，孙膑猛然想起这天是老母80岁生日，便向师傅请假回乡看望母亲。师傅摘下一个桃送给孙膑说：“你在外学艺未能报效母恩，我送给你一个回去给令堂上寿。”孙膑回到家，捧出师傅送的桃给母亲吃。桃还没吃完，母亲的容颜就变了。以前雪白的头发变成了如墨的青丝，昏花的双眼变得明亮了，掉了的牙又长出来了，脸上的皱纹不见了，走路也不用拐杖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人们听说孙膑的母亲吃了桃变得健康年轻了，便纷纷仿效，在父母过生日的时候，送桃祝寿[⑧]。 

　　这虽然是民间传说，不足为据，但从心理学、审美学视角观察，桃形似心，体态丰盈，为长者敬桃，象征着奉献一颗纯情孝心，寄托着晚辈的美好心愿，故以桃祝寿的习俗当在情理之中。何况桃子甘甜味美，营养丰富，具有滋补强身、抗衰延寿的药用功效，所以，以桃祝寿就更具现实意义。因而肥城乡间流行“桃养人，杏伤人，花红果子抬死人”的谚语。上古药书《神农本草》中亦有“玉桃，服之长生不死”的记载，进而为以桃祝寿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明代小说《西游记》中的蟠桃会上，桃子也是祝寿活动不可或缺的物品。民间传说中的王母娘娘蟠桃会仙、麻姑携桃献寿、南极仙翁手托仙桃祝福人们长寿等故事，在肥城广为流传。肥城民间还有“巨桃益寿”的传说：吃了头等大桃，可“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庚”。这种“益寿”的巨桃，在现实中似乎唯有“果形硕大，冠轶群桃，小者如茶碗，大者如饭碗”的肥桃，才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肥桃越大越吉祥，“每个重半斤以上，亦有重至一斤余者”，且“仅产肥城一处”[⑨]，所以备受人们的喜爱推崇。肥桃的培育成功，将大桃祝寿的理想变为现实，满足了人们的夙愿。 

　　生活在肥城大地上的古人，很早就将肥桃作为吉祥福寿之果品。尤其是肥桃自明代成为贡品之后，肥城人在日常拜佛、祝寿、探亲、访友时，都将肥桃作为首选礼品。在没有鲜桃的季节，人们就用面粉做成寿桃，或实心，或空心填馅，做成肥桃状，上笼蒸熟，代替寿桃。作为长寿之果的肥桃，在肥城民间已经成为孝道文化的载体。 

　　三、辟邪之木 

　　桃树在中国民间作为辟邪之木由来已久。正史中关于桃木辟邪的记载可上溯至《左传》：鲁襄公到楚国时，遇楚康王病逝，便命巫师用桃荆做法祛邪。当时肥城属鲁，这种桃木辟邪的风俗亦应有之。东汉泰山郡守应劭所著《风俗通义》中记载：“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冀以御凶也。”当时肥城属泰山郡，这段记述应是肥城民俗的再现。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说郛》卷十引马鉴《续事始》也有类似记载：“《玉烛宝典》曰：‘元旦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即今之桃符也。其上或书神荼、郁垒之字。”由此可见，桃木辟邪是原始巫术信仰的物化，是古人灵物崇拜的表现，是宗教的法物和风俗符号，蕴涵着复杂的文化内容。随着对桃树的崇拜，桃木逐渐成了压邪祛灾、祈求平安的象征。旧时端午节五更，肥城民间习惯在此时采摘东南方向的桃枝拿回家避邪，故有“三五充阳辰，东桃制百鬼”之说。桃枝拿回家用于悬挂避邪，或煎汤浴饮治病。端午节时，桃乡人们还有让老人、小孩佩戴小桃木剑、桃核篮、桃木棒等桃木饰品辟邪的习俗。肥城桃乡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习俗——崇拜“桃王”。桃王是肥桃由一个花芽开出两朵桃花呈并蒂状而形成的，果实一大一小，大的比一般正常大桃还要大，故称“桃王”。桃农如果发现了桃王，要上供烧香，磕头敬神，祈求桃王保佑桃行丰收。这种由辟邪引申而来的敬神祈福风俗，为肥桃所独有，并发展为温馨的吉祥文化。 

　　桃木的辟邪作用在民间根深蒂固，而肥城与桃木辟邪有关的传说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城无西门的传说》正是桃木辟邪文化的一个例证。相传，元朝复置肥城县后的县城刚刚落成，形似卧虎，气势磅礴。后经数年续建，城内街道纵横，店铺林立，成为全县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县物资集散地，因而车水马龙，好一派繁荣景象。唯有西城门内空旷非常，独有一座城隍庙。官府下令在此举办庙会。庙会一开始，便发生了多名男子被美貌少女从西城门诱入山洞的蹊跷事。次日夜，又突遭龙卷风袭击，城内破坏严重，百姓一片恐慌。时任县令宁某独坐衙内，百思不得其解。忽有一老者求见，留柬一封，一转眼不知去向。宁县令忙拆柬看： 

　　一、堵西门。迎陶峰，望陶峰，惹怒隐仙；扮美人，装美人，巧设机关；拆西门，堵西门，不留迹痕；心平静，衙平静，可保万年。 

　　二、西虎坎[⑩]植桃林。桃林冬似火，红花春争艳。夏秋蟠桃六，鬼祟吓破胆。 

　　三、改建大邑门。杨木梁来榆木檩，杏木窗户桃木门。门旁栽植佛桃树，避邪驱祟保安宁。 

　　宁县令全部照办，果然安然无恙了。直到抗战爆发前，肥城老城的城墙无西门，整个城隍庙街，没有开正西大门的，西半城内外遍是桃林。后来因战火摧残，桃林灭迹，然种植栽培桃树在县城附近已成传统。这个流传民间的斗妖故事，体现了古代肥城人民祈福辟邪、追求安宁吉祥的文化心理。 

　　第三节  文学作品中的肥桃文化[11] 

　　作为“群桃之冠”的肥桃，不仅传名于嘉果之林，同时也飘香文学世界，见诸于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中。历代文学大家竞相濡墨寄怀，抒写对这一果苑奇珍的无比挚爱，同时也记叙了有关肥桃栽培育植、运输销售以及肥仙崇拜、桃事弊政等相关情况，是研究肥桃文化的重要参考史料。 

　　一、小说作品中的肥桃 

　　最早一篇与肥城桃相关的小说，见于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本章第一节曾经提及。清代以来，“肥桃”之名频现于近代小说之中。《老残游记下编》乃清末刘鹗的《老残游记》之续书，民国十三年（1924）由上海百新公司（书店）出版[12]。据“铁云（刘鹗）之孙厚磐兄言及……其中所载，皆系实事，并非向壁虚构者也”[13]。其书第二十四章《求其友声订交倾盖，巧譬物理垂钓深潭》中，有一段关于肥桃的对话： 

　　清虚又道：“闻贵处还有两种珍品……一名肥桃，甘美异常，想与此鱼可为鼎足矣！”叶老尚未回答，老残插言道：“珍物顾不多得，名实不符者多，桃花鸡不过是因食松子而得美名，其实并没什么异味，肥桃却是珍品。”叶老问道：“补翁到过肥城吗？”老残答道：“肥城却是没到，是在济南吃过的。”叶老道：“此桃未熟之先，坚硬如木。已经八九分熟，即宜速摘，不然至夜就自己堕落。成熟之桃，大似钵盂，皮薄如纸，食时必先将桃放于盘内，用筷子在桃的上面戳一小孔，以口就孔吸之，液汁甘芳，直透胸臆，吸尽时只馀指顶大桃核一枚，棉纸厚一张桃皮而已，真仙果也……”老残道：“兄弟是在庄宫保幕中吃过，其桃之熟，其味之佳，以及吃法，俱如老先生说的一点不差，闻系自己差快马到肥城买就，连夜赶回省城，所以才能得十分熟的。”[14] 

　　小说假借人物之口，对肥桃之味作了一番极为生动的描摹。有评者云：“肥桃之美，固为珍品，然经彩笔一写，更格外生色矣！”更为出彩的是，作者继承了“谴责小说”讥世刺俗的批判笔法，对清末的肥桃弊政予以无情的揭露。小说中官府借贡桃戕害桃民的故事，并非作者的“向壁虚构”，而是饱含血泪的事实。《老残游记下编》不仅写了桃农所受各种骚扰，更写到遭受的官府迫害——“不然就要捉将官里去，相沿成例”。这里虽是小说，却用“史笔”，较之学者所记，更为详实。正如评者所言：“前代之采办贡品，为病民之虐政，即如此桃可见一斑。虽寥寥数语，直抵柳柳州一篇《捕蛇者说》，足见作者婆心。”确非过誉！ 

　　在晚清一部以工商界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市声》[15]第三十三回《留学生说明实业，小富翁信用高谈》中，借杨成甫之口，提出了大力发展罐头食品工业的设想。在诸多各地特产果蔬之中，作者特意提到了“山东的肥城桃”，实为吁请将肥桃制作罐头的先声。到20世纪50年代，肥桃罐头研制成功，开始大量生产，行销海外。于此，正可见小说作者所具眼光之前瞻。 

　　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小说《文博士》中，传神地叙写了“焦委员”下属“唐先生”和他的“肥桃外交”—— 

　　有一次他把一筐肥城桃送给一位焦委员的朋友，后来据焦委员的秘书说，那位要人亲笔写给焦委员一封信，完全是为谢谢那一筐子桃。这种漂亮的工作，在精神上使唐先生快活，在物质上可以多少剩下点扣头，至少也顺手把他自己送焦委员的礼物赚了出来。[16] 

　　当代作家刘瑞轩等曾以桃农为素材，创作了短篇小说《肥桃姑娘》，刊于《山东文学》1960年第6期。 

　　二、散文作品中的肥桃 

　　最早将肥城桃写入散文作品的，当推清代中期文士陈文述。他为友人所作《水蜜桃谱序》中，在缕述各地佳桃时，提到肥城之品：“水蜜一种，志乘未详，然冀北有肃宁之产，山左有肥城之沃。仆车辙所至，城芳用飨。江南之美，沪城为最。”[17]将肥城桃与肃宁桃、水蜜桃并推为国内三大名桃。评价甚高，惜论说未能展开。进入民国后，随着肥桃进入都会，“运往北平、南京、上海各处益见其多”[18]，身价百倍，许多作家开始关注肥桃，并把桃香引入其溢彩流光的华章之中。 

　　清末民初学者徐珂[19]所著《可言》，成书于民国十三年（1924），其文记录了民国初年肥桃销售上海的情况。徐氏自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已耳闻肥桃之名，但因“道远，未能致之以奉母”。说明其时因道路阻隔，肥桃尚未进入上海市场。随着津浦铁路通车，交通畅达，肥桃渐销上海。民国十二年（1923）七月，徐珂在上海得出版家张元济之馈，方得享肥桃佳味，重阳之后，又得友人林氏所购之桃，足见至迟于此时，肥桃已风行沪市，成为达官文士的馈送上品。 

　　郑逸梅是现代著名掌故作家，《花果小品》[20]是其关于花木果品的一本随笔集。内中有肥桃一节： 

　　山东之肥城，产桃绝隽美。以指爪掐破其皮，可尽吮其汁，只剩核皮一堆。长腿将军张宗昌在鲁时，其年桃大熟，长腿特饬专司献贻关外张胡。每五桃为一组，系以彩络，装诸筠篮。张胡啖之，赞美不绝口。而长腿之某姨太太固嗜桃成癖者，长腿尽罗致之，民间遂无复得尝肥城之桃，仙果琼浆，馋涎徒流三尺耳。 

　　文中所言“关外张胡”，即奉系首领张作霖。从中可知，肥桃在北洋政府时期已输之关外，成为奉天大帅府的盘中之珍。 

　　而老舍先生饱飨肥桃美味，不仅大快朵颐，而且产生了“知己”之感——“冰激凌，咖啡，青岛洗海澡，美国桔子，都使我摇头。酸梅汤，香片茶，裕德池，肥城桃，老有种知己的好感。”[21]这篇题为《习惯》的文章，是老舍辞去齐鲁大学教职转赴上海时，所写的一篇表明自己志趣、心性的文字。文中以肥城桃作为本土文化的象征物之一，借此表达了心中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及对西洋半殖民地文化的厌恶。当日军铁蹄兵临济南城下时，老舍满怀愤懑悲恸，创作了一篇《吊济南》，在悲叹“可爱的济南，已被敌人的炮火打碎”的同时，又对这座城市的未来充满希冀：“我将看见马鞍山前后有千百烟囱，用着博山的煤，把胶东的烟叶制成金丝，鲁北的棉花织成细布，泰山的樱桃，莱阳的梨，肥城的蜜桃，制成精美的罐头；烟台的葡萄与苹果酿成美酒，供给全国的同胞享用。”[22] 

　　与老舍同期的作家易君左在《定泰山为国山刍议》[23]一文中，也未忘肥桃：“查鲁省物产，冠绝全国……胶莱之梨，肥城之桃，乐陵之枣，胶州之白菜，驰名全国。” 

　　著名作家梁实秋先生写了多篇充满深情的怀旧散文，其中数处写到了肥桃。他在《忆青岛》中写道：“青岛不产水果，但是山东半岛许多名产以青岛为集散地……再如肥城桃，皮破则汁流，真正是所谓水蜜桃，海内无其匹，吃一个抵得半饱。”[24]——“海内无其匹”，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对肥桃所作的最高评价！在《槐园梦忆》中，作者再次回忆和父亲一起品赏肥桃的快乐：“肥城桃、莱阳梨、烟台的葡萄与苹果，都可以说是天下第一，我们放量大嚼……”[25]他在台湾为友人《故都乡情》作的序中，又情不自禁地念叨起肥桃：“其实肥城桃莱阳梨才是真正的美味，无与伦比，其他各地所产相形之下直培塿耳。”[26]——一代文豪梁实秋对肥桃的款款深情，真可谓至老不衰、至死不渝！ 

　　三、诗歌作品中的肥桃 

　　在明清诗人的吟笔中，间有颂美泰山附近之桃的作品。如明人罗祖明《泰安桃》诗：“摘向垂垂叶，脱红自浅深。鼠形居细小，特味蕴甘霖。绛雪鸾声落，琼怡凤甲侵。故园应熟候，感慨系东岑。”[27]所咏或系指肥桃，但题中皆称“泰安桃”，当是其时尚未有肥城桃的“品牌”出现。至清末而“肥城桃”之名大噪，吟篇叠出，佳制不绝。其中，首推黄恩彤[28]的《肥桃》： 

　　桓桓齐三士，各有力如虎。所争仅二桃，性命轻一羽。初闻不相信，谓为齐东语。壮岁赋远游，佳果堪指数。董墓所首推，深州亦可取。（京都名桃首推董四墓，次则深州。）枇杷黄金丸，荔枝白玉乳。塞梨尤殊绝，羊桃入别谱。此皆南北隽，旅食恣含咀。每忆园有桃，馋梦思东鲁。归田恰仲秋，蕡实罗筐莒。素英带纷披，妍姿相媚妩。琼浆溢硕肤，雪肌劈香缕。甘芳妃沆瀣，滑腻奴修脯。弱不胜齿牙，清足凉肺腑。老佛心槁木，抬手思摩抚。（桃之上品名佛抬手。）矧兹豪士豪，重以武夫武。望树涎久垂，撤柈目先努。口腹甘身殉，延颈赴轻吕。噬嗑兆讼师，异味等妖蛊。不见郑子公，解鼋初登俎。染指愧虚尝，枭镜逞一怒。羊羹几亡宋，熊膰难待楚。尤物足移人，兹桃堪为伍。莫但笑老饕，公孙田与古。吾将刬其根，匝野种禾黍。 

　　此诗作于清道光年间，是今所知最早的肥桃诗。作者乡里宁阳与肥城毗邻，曾先尝肥桃之味。此诗除了艺术上较可称道外，还具有一定史料价值。从中可知，道光时肥城桃已被简称作“肥桃”，又知当时桃之上品被命名为“佛抬手”，今肥桃又称“佛桃”，或由此来。 

　　陈锦[29]亦有一首《任南小乐府?肥城桃》，与黄恩彤诗构思上异曲同工，都通过与其他名果的勘比，突显肥桃果味的举世无匹。此外，刘蔚楚[30]《谢津门杨茂森君赠肥城桃（樊山先生有肥城桃歌）》也为人称道： 

　　自闻肥城桃实媌，七年都被吟情搅。泉深土厚果产良，感我高朋始一饱。瑛光琼液世所希，王母筵开香色姣。星娥月姊舞霓裳，细擘转烦麻姑爪。不奇天上在人间，拜此嘉珍盘荐巧。玉椀凝碧晕绯霞，膏醲饧滑何用齩。向来世说桃有三，哈密距远深州甘。山东肥桃冠内部，京师水蜜空沉酣。但惜邮驿不易递，醹璺快破蒸筠篮。我今承润浥湛露，何幸迎车从济南。因之诌句谢我友，浑然春色醉中探。又復俯仰悟达理，宿雨催红心自喜。登于泰岳难为山，游于沧海难为水。天地造物无尽藏，一桃之微有如此。[31] 

　　此诗以绚彩之笔，用一系列生动的想象，描画了肥桃的色香味。其中“山东肥桃冠内部”一语，足见其时肥城桃“桃中之冠”的地位，已得到文人雅士的高度认同。 

　　黄恩彤还写过一首肥桃酒的诗，题为《酿肥桃为酒，味极甘醇，因名碧桃春》：“曼倩三偷王母桃，一度动须三千岁。何若酒国有长春，一年三百馀番醉。”此诗对研究肥桃加工的历史尤为重要，由此可知，清道咸年间已开始用肥桃酿酒，并有了“碧桃春”的品牌。 

　　第四节  物质变精神 

　　肥桃，由实用而观赏，随崇拜而神化，经历了一个由物质变精神的文化嬗递过程。肥桃作为一方独特的美味，在誉满四方的同时，将肥城的盛名传至神州大地乃至海外。琳琅满目的桃木工艺制品在走进千家万户的同时，将辟邪、吉祥、喜庆、祈福、祝寿的文化内涵，潜移默化注入人们的内心世界。而雕玉为桃、为杯，更充实和延伸了桃文化的内涵。关于肥桃的轶闻趣事和民间传说，也早已转化为肥城人的精神动力和心灵慰藉。肥桃融桃文化和儒、道、佛诸家文化于一体，别具一格，影响深远。 

　　一、桃木工艺的化境 

　　桃木避邪文化和长寿文化推动了肥城桃木工艺的发展。作为象征降魔镇妖、保佑平安的桃木制品，真正获得文化新生始于肥桃的脱颖而出。因为肥桃树株均为嫁接而生，故树枝粗壮，木质坚实，有利于制作各类桃木工艺品，且经久耐用，不易变形干裂。唐代以降，随着肥桃栽培技术的日臻成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肥城出现了桃木制作行当，各种精美的桃木佩饰挂件和大型雕品应运而生，使玲珑剔透的桃木工艺品走进千家万户，渗透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并随着人际交往和商贸流通传播到天南海北，深受各地人民的喜爱，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逮至明清时期，肥城的桃木雕刻益加盛行，各种佩饰应运而生，并随移民和朝岱的香客以及官吏、商人，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流传到海外。清末民初，随着民间雕刻技艺的创新和发展，各种大型桃木挂件、摆件开始在肥城民间流行，其刀功、刀法、雕刻技艺更加娴熟、精湛。这时的桃木工艺内容不再局限于辟邪驱妖保平安，而是化境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品，赋予了吉祥、喜庆、祈福、祝寿等全新内涵，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文化蕴意更加丰富，极具观赏、把玩和收藏价值，因而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肥城桃木雕刻制品样式繁多，种类齐全，大到数米，小到不足一厘米，图样各异，琳琅满目，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和观赏价值，主要可分为四大类：一是避邪类——剑、斧、镇家宅、纳万福、避凶祸、子孙吉祥、人寿安康、梳子、桃符、桃人、桃印、貔貅、碗等；二是吉祥类——如意、龙凤呈祥、天官赐福、牡丹、泰山北斗、葫芦、一帆风顺、鸡、喜鹊登枝、麒麟送子以及龙、凤、花、鸟、人物等桃木摆件等；三是长寿类——十二生肖佩饰、五福寿、福寿双全、松鹤延年、八仙庆寿、松鹤寿星等；四是实用类——镇纸、笔架、笔筒、风水镜、龙凤镜、平安瓶、台式镜、中国节、富贵鱼、大钱币、双龙、神龙戏水等。另外，还有台屏“一品清廉”、龙珠工艺系列、竹子系列、梅花系列、文财神、武财神等。 

　　桃木剑悬挂于门后，寄寓的是平安愿望，象征的却是吉祥意义。桃木如意制品意味着吉祥富贵，平安如意，用于贺岁、婚嫁等喜庆活动，平添了许多祥和气氛。桃木福寿制品将富贵康泰、德厚流光等吉祥含义寓于其中，用作祝寿礼品，表达晚辈祝愿长辈福寿的由衷之情。桃木台屏“一品清廉”，示意公正廉洁，乃旧时百姓对清官的向往表达，官吏摆放案头能起到自警自律的座右铭作用，并预示着仕途畅顺，宦海吉祥。琳琅满目的桃木工艺品走进寻常百姓家，或挂于墙壁，或摆放桌面，或佩带身上，或把玩掌中，天长日久，营造了浓厚的吉祥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人心趋善，民意思安，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文化氛围。 

　　肥城桃木工艺的发展源远流长，主要靠言传身教，代代承递。民间记录的传承人已历五代：第一代传人李祥瑞，生于1820年前后，生地不详，前半生以雕刻小桃木佩饰走村串乡，沿街叫卖为生，辗转至肥城时，见此地多产桃树，便定居下来。第二代传人孙嘉浩，生于1861年，肥城人，自幼喜爱雕刻技艺，随师傅李祥瑞学习桃木雕刻，技艺大长，收徒数人。第三代传人马顺生，生于1893年，肥城人，善于雕刻木制家具，后投师孙嘉浩，专习桃木雕刻，不断创新发展，形成自己的雕刻艺术风格。第四代传人王慎法，生于1913年，十几岁随师马顺生学习桃木雕刻，技艺逐渐娴熟，刀法精湛，所做小件，深受四乡百姓喜爱，口传手授培养了不少徒弟，德高望重，颇有口碑。第五代传人王俊杰，生于1939年，自小喜欢桃木雕刻，受其父王慎法口传手教，学习桃木雕刻，承袭老一代的传统技法，所刻制品形象生动灵秀，线条简洁流畅，深受百姓喜爱。 

　　二、桃形玉器的文韵 

　　1991年在仪阳镇石坞村发现了民间收藏的两件特殊的清代玉器——雕刻精美的肥桃玉杯。这两个桃杯是用一整块玉料雕成的，每个杯子呈半个桃形，长9厘米，宽7.7厘米，高5厘米，重160克，内部圆润，可用来盛水、盛酒，外雕桃枝、桃花、桃叶，采用浮雕、镂雕技法，蒂部以桃枝为柄，底部以桃枝为圈足。两个玉杯扣合后，为一完整的玉桃。桃形玉杯的问世，得益于“康乾盛世”打通了缅玉、和田玉进入中原的通道，促进了中国内陆玉器工艺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中国古代玉器史上最为昌盛的时代。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集阴线、阳线、平凸、隐起、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并加以揉合变通，创造与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极强的玉器工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此杯无论是在选料、工艺和型制等方面来看，都是玉器中的精品。然而，其独特性并不在于玉料是否珍贵，雕工是否精美，而在于它是迄今为止肥城境内独一无二的肥桃玉杯。在并不多见的存世桃形玉杯中，有的杯形为蟠桃状，如明青玉龙柄桃式杯；有的杯口为桃叶状，如清白玉仿西番作桃形玉杯。它们虽也构思巧妙，工艺精湛，但皆不及肥桃玉杯口圆、腹深，丰如满月，更具桃形。肥城发现的桃形玉杯，雕刻内容取材于驰名天下的肥桃，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不但说明了肥桃文化历史悠久，特别是在民间早有雕刻肥桃工艺品的习俗，而且充分反映了肥桃文化的普及和兴盛。 

　　雕玉为杯，非为实用，实为观赏；雕玉为桃，非为品尝，实为祈福。这两个玉雕桃杯晶莹圆润，玲珑剔透，造型逼真，形象生动，是由鲜桃衍生而来的长寿文化在民间工艺制作中的独特表现形式，是人们追求幸福、祥和、健康、长寿等美好新生活的具体反映。它不但展示了精美的制作工艺，体现了高度的审美艺术，而且寄寓着祈福、祝寿的文化意义。桃形玉杯还从一个侧面说明，桃树在肥城的种植，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水果品种的延续，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传承下来。 

　　三、轶闻趣事的添彩 

　　在肥桃发展史上做出积极贡献的大有人在，他们都为肥桃文化增添了光彩。其中，冯玉祥将军和吴耕民教授恰成文武双璧，辉映桃乡，传为佳话。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对肥桃也有深情的回忆。这些轶闻趣事的涵义，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1934年，冯玉祥将军第二次隐居泰山时，于仲秋桃熟之际来桃乡巡察，看到硕大甘美多汁的肥桃，触景生情赋诗一首：“肥城桃，肥城桃，不独富人食，劳苦大众也要吃个饱。”这首《肥桃诗》体现了冯玉祥将军的拳拳爱民之心。他还萌生了扶持肥桃发展的愿望。1934年初冬，他派部属宋海亭[32]和恭振亚到肥城县第五区（今王瓜店街道）北仪仙村筹建桃园，租了10亩水浇地。是冬，雇人深耕，买施圈肥20小车（约合35方），买毛桃核400余斤进行播种。次年长出旺苗，高1.5米左右。1935年11月冯离开泰山时，责成宋海亭等人留守，妥善管理桃园。1936年春，他们从尚里等村买回优质肥桃枝逐棵进行芽接，5万株桃苗全部嫁接成功。当年冬又在成苗中间串种了毛桃。远在南京的冯玉祥将军心系肥桃发展，电令宋海亭等人桃苗售价按市价1／3出卖，以便贫苦百姓种植肥桃。从1936年开始，冯玉祥就指示留守人员在泰山试种肥桃，同时将泰山苹果苗移到北仪仙试栽。在所租10亩地中，8亩栽桃，2亩栽苹果。这是肥城最早引进栽培泰山苹果。以后数年，果实累累，肥桃、苹果均个大汁多。特别是苹果在当地还很少见到，群众争先抢购品尝，在集市备受顾客青睐。1947年春，国民党新五军来到北仪仙村，将果树砍伐殆尽，用作构筑工事。虽然果园被毁，但冯将军扶持肥桃发展的善举却在民间传为佳话，流传至今。 

　　中国近代园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园艺学家吴耕民教授等人，经过广泛认真考察后，于1934年写出了《肥城桃调查报告》。其调查研究出发点之可贵，考察方法之缜密，以及对肥桃发展的展望等，都对肥桃的发展有一定启示。这篇《调查报告》共分绪言、肥桃栽培之历史、肥桃栽培区域及桃树产量统计、气候、地质与土质、品种、栽培法、成果年龄及采收、病虫害、包装及运输等14部分。其中作者在《绪言》中写到：“国人有志于提倡栽培此珍果者，颇不乏人，惟因仅耳其名，或祗尝其果，未得其栽培真相，致不敢冒昧从事，蹈画虎类犬之饥。耕民为明了其栽培情形，以资研究改进与提倡推广起见，荟集成篇，公诸于世，聊供同志之参考，惟误谬之处，自知难免，幸希读者有以指正之。”此文是近现代首篇评论肥桃的重要文献，对肥桃文化的发展远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肥桃文化的研究进入学界，成为一项专门课题，学者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在回忆童年时深情地说：“我出生于1939年八路军115师东进山东前夕。虽然父亲罗荣桓担任115师政委，但我并没有因为父亲的身份而享受到什么待遇，我与老乡家的孩子有着共同的体形——头和肚子大、胳膊和腿细，4岁多的孩子还不长头发，不会走路，典型的营养不良。在部队行进和转移期间，我作为部队特殊的一员，是坐着箩筐走过来的。挑夫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山东肥城的大桃，饿了，从箩筐那一头取桃吃。”[33]这段回忆文字，将肥桃与八路军115师联系在了一起，诠释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关系。 

　　四、民间故事的流传 

　　肥桃传说故事是肥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流传甚广。传说故事的产生、完善、流传的过程，也是肥桃文化弘扬远播的过程。在肥城民间津津乐道的肥桃传说故事有上百个，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当属《肥桃的传说》。这是一个桃乡版的“割股疗亲”故事。白云山下桃农王老汉的儿子王小为了给老母亲治病，把种的桃子全部卖了，钱还是不够，还有一味贵重的药配不上。大夫说腿上的肉也可代替这味药。王小回家取出菜刀，从腿上割了一块肉，给母亲煎药服用，母亲的病果然就慢慢好了。王母娘娘感动于此，施舍桃种，遂有肥桃。 

　　孝道是中华民族丰厚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各地有众多的“割股”记载，在肥城其实也确有其事。清乾隆年间，肥城南部安驾庄镇洼里村[34]出了一位大孝子刘子乐。他母亲生病想吃肉，但无钱去买，刘子乐就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弄熟之后给母亲吃。他母亲的病很快就痊愈了。清乾隆年间泰安知县程志隆修县志时听说刘子乐的事迹，将其编入志中。后来，一传十，十传百，真事变成了传说，将刘子乐误传成了王小，内容也进行了虚构，并收入《肥城民间文学集成》。由此可见，《肥桃的传说》中“割股疗亲”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这个故事与硕大甘甜的肥桃联系在一起，既有劝人尽孝的教化意义，又表现了肥城人民祈福祝寿的美好愿望。肥桃传说中，还有歌颂爱情、崇神敬佛、向往吉祥、反映培优、反抗官吏等主题，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至今不无启迪教育意义。 

　　传说故事是肥桃文化的人性体现。这些传说故事，有的以树为载体，有的以花为比喻，有的以桃为依托，铺延开来，构成一部生动形象、富含哲理的肥桃故事集。故事背景或在北部县城（老城）一带，或在西北陶山脚下，或在南部望鲁山前，或在中部桃林深处，遍布桃乡各个角落。每个故事都与桃木、桃子、桃花有关，体现了肥城人朴实的性格和绚烂的智慧，构成了肥桃文化的特殊风景。肥桃的民间传说最终演变为“桃仙崇拜”。民国年间青岛画家苏竹影在《竹影杂记》[35]一书中有一篇《谈肥城桃》的文章，文章提及：“园中皆供桃仙，香火供奉，不敢有忤……”将肥桃羽化为仙，推上了神坛，充分表达了肥城桃农对佳品圣果的无比崇敬之情。今天，“桃仙崇拜”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桃仙形象却深深地嵌入肥城人民的心灵，孕育出趋善向美的文明风尚。 

　　千百年来，肥桃和培育它的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起生息繁衍。它的价值早已超出了食用的范畴，演变成一种普遍和自觉的文化现象，承载起一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傅志亭  冯  伟  孙传云） 

　　（本文摘自《肥城文化通览》下编第三章） 

　　参考文献： 

　　[1] 渠红岩《中国古代文学桃花题材与意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国家人文地理》杂志，2009年第4期。 

　　[①] [清]毕沅《山海经校本》。 

　　[②]周郢《中国文学中的肥城桃》，载王霞《文化肥城·肥桃与桃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③]古深州，今河北深县一带。 

　　[④]《山东省政府公报》，民国二十六年（1937）五月十六日第437期。 

　　[⑤] 2000年，肥城十万亩桃园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⑥]王霞《文化肥城·肥桃与桃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⑦] [宋]朱熹《诗集传》卷一，中国书店1980年版。 

　　[⑧]《祝寿送寿桃的由来》，载李乔、余义芳《孙》（百家姓书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4—95页。 

　　[⑨]民国二十一年（1932）《中国实业志》，转引自郑敏《肥桃与中国桃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⑩]肥城老城西城墙内过去称西虎坎。 

　　[11]摘自周郢《中国文学中的肥城桃》一文。 

　　[12]关于此书，参见《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9、409页。 

　　[13]耿鉴庭《咽喉科传灯录〔附老残医记〕》，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14]耿鉴庭《咽喉科传灯录〔附老残医记〕》，第4—5页。 

　　[15]姬文《市声》，载《绣像小说》，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版。 

　　[16]《文博士?阳光》，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17]《水蜜桃谱》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161册，第259页。 

　　[18]月培《产肥桃的肥城》，济南《民众周刊》1932年第4卷22期。 

　　[19]徐珂，字仲可，浙江杭县人，光绪举人，曾任《外交报》编辑。编有《清稗类抄》《清朝野史大观》等。 

　　[20]郑逸梅《花果小品》，上海中孚书局1936年版。 

　　[21]《老舍幽默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22]《老舍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23]《江苏教育》1933年第2卷第1—2合期。 

　　[24]《雅舍散文》，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25]《槐园梦忆——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梁实秋文集》第198页。 

　　[26]《雅舍谈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 

　　[27]《罗纹山先生全集》卷七。 

　　[28]黄恩彤，宁阳县人，清道光进士，历任至广东巡抚。 

　　[29]陈锦，浙江绍兴人，道光举人，由知县历官山东候补道。 

　　[30]刘蔚楚，广东香山人，系民初四大名医之一。 

　　[31]《三三医报》，1924年第2卷7期。 

　　[32]宋海亭，莱阳水沟村人，林果专科毕业生，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33] 2011年3月18日的《作家文摘》摘录了《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的文章《罗荣桓告诫子女别做“八旗子弟”》，由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口述，董岩整理。 

　　[34]洼里村当时属泰安县西南乡。 

　　[35]大东图书局，193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