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友瑞向记者展示1942年11月2日《大众日报》的报道《士绅楷模高养安 不甘事敌壮烈牺牲》。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郑 莉
8月17日,75岁的泰安市民高友瑞手持一份1942年11月2日的《大众日报》复印件,来到大众日报泰安记者站。在这张《大众日报》上,刊登着《士绅楷模高养安 不甘事敌壮烈牺牲》一文。高友瑞告诉记者,文中的“士绅楷模”高养安正是他的父亲,因顽强抵抗日军侵略,不幸壮烈牺牲。
言必抗战 不做亡国奴
1942年山东地区进入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高养安几乎倾尽家产全力支持抗战事业。据《士绅楷模高养安 不甘事敌壮烈牺牲》记载:“博莱边苗山干桥子名绅高养安先生平素忠于抗战事业。”
现年95岁的高友学是高友瑞的大姐,提起那段历史,老人仍会激动地流泪。“我父亲名叫高源长,字养安,他有着清醒的认识,言必抗战,不做亡国奴。”高友学说,高养安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是当地有名的爱国开明进步人士,抗日民主政府县参议员,他为抗日捐款捐物,还将自家变成了抗日交通站。
高友学回忆说:“日寇在苗山、见马建据点后,日伪欲利用父亲在当地的名望建立伪政权,千方百计利诱拉拢父亲,都被父亲严辞拒绝。为此,父亲只能离家,带着我上山一起和村游击队打鬼子,冬住山洞,夏住瓜棚,还时常露宿野外,周旋了3年。”1942年8月底高养安患上了痢疾,由于病情严重便回家静养一夜,却被汉奸探得消息去日寇那告了密。
“第二天凌晨,敌伪区长鉴殿辉带着见马据点十几个日伪军荷枪实弹地砸开门闯了进来,把我父亲堵在北屋。日伪军翻箱倒柜,看见东西就抢。一阵折腾后,他们押着父亲,带着抢来的财物,牵着我家牛和驴扬长而去。我看着被押着的父亲的背影,想起父亲曾对我说的一句话:我绝不让日本鬼子活着抓走。”高友学说,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就传来了噩耗,父亲在路上牺牲了。
高友学说,在一棵柏树下父亲静静地躺着,口吐白沫,早已咽了气。“后来听说日伪军带父亲走到一个村附近时,父亲趁敌人稍有松懈,抱病拼力一搏,连跳几道黄土崖逃脱。无奈虚脱无力,还是被抓了回来。父亲挣脱不成,也绝不进牢笼,一边痛斥日伪无耻罪行,一边殊死搏斗,终因病重力衰,寡不敌众,英勇牺牲,终年42岁。”高友学含泪说。
哥哥在战斗中牺牲
高友瑞说,父亲高养安牺牲后,日伪并没有就此罢休,棺木停在家里,每天都派汉奸紧盯他们家,企图趁机抓捕两个回家奔丧的哥哥。
1938年,日寇轰炸泰安县城,高养安先后将失学的高有才和高友德送入抗日队伍。“大哥高有才回到家,正巧碰见苗山人汉奸朱子超,大姐和大哥顿感情况不对,便立即进山躲避。果然第二天一早,朱子超就带领苗山据点的日伪军包围了我家,见大哥不在家,便将我母亲和哥哥、姐姐、嫂子等十几口一起抓走。后来,除了母亲,其他人陆续放回,并说要用两个哥哥换回母亲,否则就要烧杀全村。”他说。
“大姐高友学对来人说‘抓走的自是回不来,没抓走的绝不送进去。’在游击队的帮助下,连夜将我大哥送回部队。敌人对我母亲严刑拷打一个多月,母亲始终不说一句话,最后只得让交钱放人。那一个多月期间,家里被洗劫一空。大姐东拼西借凑足2000元赎回母亲,母亲回家后大病了一场。”说起这段历史,高友瑞异常气愤。
被日伪军追捕的高有才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泰山地委任秘书。就在其母亲被关押、审讯的一个月里,他在10月17日的莱芜吉山战斗中牺牲,时年仅19岁。当时泰山地委、公署和军分区在莱芜茶业刘白杨村整训,被5000多名日伪军合围,在吉山周围展开了惨烈的突围战,我方指战员牺牲300余人。
“一个半月里,仅我们处在山区里的一家人就遭到日伪军两次大的洗劫,10余人被抓,两人牺牲。可以想象当时中国有多少老百姓因为日寇的侵略行为家破人亡,又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保家卫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段历史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高友瑞说。
为父亲的壮举自豪
与哥哥一起参军的高友德后来加入了野战部队,一路南下,现安家在南京。在他的回忆录《家的忆念》中,描述了他记忆中的父亲。
“父亲唯一的两张照片在战争年代已不知下落,现在很难准确描述他的形象。父亲大约1.7米的个头,身体略胖很粗壮,稍有卷曲的头发,一直都是剃光头的,略长的圆脸膛,天庭饱满,高鼻梁,大眼睛炯炯有神……父亲读过完小,毛笔字写得很好,每逢春节全村及附近村子里大部分对联都是他写的。父亲长对子女说‘人若不忠不孝枉度一生’。”
在高友德的笔下,父亲是一个有着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高尚品格的人,他崇尚儒家文化,待人礼貌、熟通农事、对子女管教严格。“忠孝仁义是父亲的信条,他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在村里他担任夜校教师,第一课他在黑板上写了‘众志成城,抗战到底’8个大字,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父亲上课时那种庄严的气氛。”高友德写到,父亲积极参与接待部队的来往、干部吃住等工作,还掩护过地方政府、兵工厂,他经常带头并组织乡亲们为部队送钱、送粮,只要是对战事有利的事,他都视为己任。
上世纪60年代曾在江苏省军区任团政委的李凤鸣,曾亲口对高友德讲述过抗日战争中高养安掩护他做地方工作的情景。李凤鸣说:“1941年工作很艰难,上级指示‘吃住在富家,工作在贫困人家’,我们就选择在思想进步、生活条件较好的你们家住了好久,你们一家人都帮了我们部队很多忙。”
1940年,高友德在泰山军分区政治部除奸科(保卫科)任技术书记,当时驻扎在莱芜章丘两县交界地区,曾顺路回家探望过,不料那次却是与父亲最后的一次见面。关于这件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我在山东南部,与家中不通信息,是我一位战友看到《大众日报》上的消息,隔了一段时间我收到战友的信才知晓此事,如同晴天霹雳。我哀悼父亲,更为父亲的壮举自豪,誓报国恨家仇。
虽然高友瑞对抗日战争时期的记忆比较模糊,但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已经年长了几岁,记得家中掩护解放军做地方工作的一些情景。“在我们家的碾棚里,解放军支起简易的车床、火炉,制作简易的手榴弹、地雷等武器。除了兵工厂,家里还是交通站和供给处,不断有解放军来去,还会不时抬来伤员,我大姐和二姐就用热水冲鸡蛋给他们喝。”他说,正是受革命精神的感染,他们家9个孩子,包括后来的第二代、第三代都脚踏实地做人、做事,努力为国家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亲身经历过战争带来的苦难,不能忘却老一辈为抗战所作的贡献,更要痛斥日本不承认侵略历史的行为。”高友瑞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