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穷村如何蜕变：东平“土改”让农民接轨市场

　　“替老百姓做主，不如让老百姓做主”

　　“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为什么就不一样了呢？”在乡镇调研中，东平县农村体制改革小组副组长、县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白常顺经常听到这样的感慨。

　　在他看来，东平此次土地股份合作改革的一个经验就是，东平的实践探索不是上级领导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从实际出发，为解决问题起步的。政府没有搞运动，而是成熟一个引导一个，因地制宜，特色发展；政府部门虽然还是主导，但仅仅是引导，而非站到前台，“但凡不是以老百姓为主体的，都干不长。”

　　这不是没有惨痛的教训。

　　上世纪90年代，东平也搞过全县运动，建大棚，种蔬菜、西瓜等。政府压指标，公路沿线放眼望去，大棚整齐划一，表面看上去一派热火朝天，最后却是集体拿钱付债。

　　农民被迫做，没有积极性。最后，村镇干部甚至远赴上海卖瓜，事情没少做，吃力不讨好。

　　经历了这场改革，东平县委书记赵德健感慨，自上而下地“搞运动”已不符合实际，“这场改革纯粹由农民自己来推动，而非以往的行政命令式，替老百姓做主，不如让老百姓做主。”

　　赵德健坦言，刚到东平县任职时，自己也经历过失败。

　　当时，县里招商引资，在县里沿湖乡镇推广养鸭。县里把养鸭大棚修好交给农民，把鸭苗送给农民，但不少乡镇最后做得并不好。究其原因，一是群众养鸭积极性不高，但县里硬要求他们养；另外，群众对养鸭不熟悉，后期又需要许多流动资金。最后，这件事在不少乡镇以失败告终。

　　“这种行政命令式的做法，把本来既有的乡村治理、乡村经济发展、组织农民的规律违背了，农业有自身的规律，乡村治理也有自身发展的规律。”赵德健说，必须要充分地做好调研；而且，在农村，不一定非要这种模式那种模式，“农民自己认可的、简单实用就好。”

　　课题组成员、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的万磊博士长期在东平驻点。在万磊看来，东平“土改”，走过了一段比较长的探索历程，但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探索，才有了来自底层的创新与政府的上下互动，一起推动了改革的进程。

　　万磊举了个例子，在接山镇后口头村，一开始，农户们是把土地租给邻县几个蔬菜种植大户，但收获以后市场行情十分不好，大户弃田“跑了”。后来，农户们就想，我们能不能自己成立一个土地股份合作社呢？大家一起入股，一起闯出一条路。包括后来，农户怎么入股，不愿意入股的可采取土地置换的形式，合作社由谁来管理、怎么管理等，“都是农户自己提出来，并与村集体长期沟通、协商出来的。”

　　“可以说，这就是一个由农户们自主决断的过程。”在万磊看来，以往，由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等，虽然快是快，但由于是政府带着任务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政府毕竟不是市场主体，与市场隔了一层，对市场不够敏感，“非常容易导致决策失误，（改革）不如由农民自己选择”。

　　“慢是慢了一点，但由于改革是农户们基于自己的利益来推动的，农民的主动性更高。”万磊说，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成立是好事，但不能侵害到农户的利益，这个时候，政府部门主要起监管、规范的作用。

　　在一次研讨会上，徐勇表示，东平“土改”基于实际，从问题出发，“就像当年鼓励包产到户一样，改革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