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女神正式走进官方文献源起于宋真宗封禅。当时泰山有玉女池，池侧有石像，“（真宗）诏皇城使刘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与近臣临观，遣使砻石为龛，奉置旧所，令钦若致祭，上为作记”（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此后虽出现了对碧霞元君的拜祭活动，但历经辽金元三代，其声名一直不显。明初，朝廷削去泰山神帝号，进一步强化泰山神之官方色彩，禁止民间祈祀，改由朝廷专祀，泰山神留下的信仰空白恰好成为碧霞元君成长的沃土。同时碧霞元君在传播过程中被民间宗教吸收，拥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都奠定了明初碧霞元君信仰迅速扩张的基础。
碧霞信仰明代兴盛
清代阮元《山左金石志》中，收录了岱顶两处有关泰山玉女的刻石，其一为宋人刘衮的题名，“兖海守刘衮奉诏祈雪，次谒玉女祠，率巡山刘孟、邑令林会登二绝顶，临四观，遍览胜概。元祐丁卯（1087）孟春三日。”其二是金时题名，“皇姑濮国大长公主奉命同驸马濬州防御蒲察敬诣岱岳，焚香礼毕。明日，遂登绝顶，拜于玉仙祠下。时明昌元年（1190）三月十二日”。玉女、玉仙即为泰山女神，可见当时已有官员拜谒泰山女神的活动，而且其信仰已影响到金朝皇室。元初，东平行台严实在重葺泰山庙宇时也曾大修玉女祠。
但明代以前碧霞元君一直声名不显，在泰山信仰中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始终是东岳泰山神。明初，碧霞元君的影响开始扩大。成化、弘治年间，其行宫逐渐遍布长江南北，成为全国性信仰，“齐、晋、燕、秦、楚、洛诸民，无不往泰山进香者。其斋戒盛服，虔心一志，不约而同”（明谢肇淛撰，郭熙途校点《五杂俎》），其中以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最为兴盛。随着碧霞元君地位的上升，香客到泰山进香的主要对象也由泰山神转为碧霞元君。命王锡爵《东岳碧霞宫碑》称：“自碧霞宫兴，而世之香火东岳者，咸奔走元君，近数百里，远即数千里，每岁瓣香岳顶数十万众，施舍金钱币亦数十万，而碧霞视他岳盛矣”。在泰山，泰山神逐渐退出了民众的信仰舞台，外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泰山神信仰却依然兴盛。
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酝酿后，碧霞元君得以在明代突然兴盛起来，首先是由于泰山神官方地位的进一步强化。元朝政府就曾三令五申泰山的国家祀典地位，并颁布不许民众进香祭拜泰山神的禁令。如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山东东西道廉访司呈文称：“本道封内，有泰山东岳，已有皇朝颁降祀典，岁时致祭，殊非细民谄渎之事。今士农工商，至于走卒、相扑、俳优、娼妓之徒，不谙礼体。每至三月，多以祈福赛还口愿……不以远近，四方辐辏，百万余人，连日纷闹……岳镇海渎，圣帝明王，如蒙官破钱物，令有司岁时致祭，民间一切赛祈，并宜禁绝。”政府研究后，认为“岳镇名山，国家致祭。况泰山乃五岳之尊。今此下民，不知典礼……或称祈福以烧香，或托赛神而酬愿……愚惑之人既众，奸恶之徒岂无，不惟亵渎神灵，诚恐别生事端。以此参详，合准本道廉访司所言，行移合属，钦依禁治相应”（《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十九 诸禁》）。但政府的禁令收效甚微，并未阻挡住百姓崇信泰山神的热忱。明朝更加强化了泰山神之官方色彩，严禁民间祈祀，而且朝廷的这一政策得到了强有力执行。泰山神在回归官方祀典的同时，失去了普通民众这一庞大的信仰群体，这恰为碧霞元君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民众转而开始崇信一直笼罩在泰山神光环下的泰山女神。其次，朱元璋下诏削去泰山神帝号，无形中缩小了两位神仙原来的差距，为碧霞元君的发展提供了机缘。还有，碧霞元君原本就是民间信仰之神，从世俗中来，到世俗中去，在传播过程中和民间宗教相互融合吸收，在民众中获得了广阔的信仰基础。于是，长期以来声名不显的碧霞元君地位急剧上升，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过泰山神。成化年间李裕《登泰山记》提到碧霞元君庙，已然是四方拜谒者纷至沓来，庙却不知创建于何年。正德十一年（1516）政府更设税官于泰山，向给碧霞元君进香的香客收取香税，可见其影响发展速度之快。针对这种状况，清代学者孔贞瑄曾提出：“今湖内所奔走而祷祀者类先碧霞而后岳神，不详所自，抑或东岳非小民所得祀故假借碧霞云尔乎”（清孔贞瑄《泰山纪胜》）？
泰山至今流传着碧霞元君和泰山神争泰山的传说，是明代泰山信仰主体发生变化的生动例证。传说碧霞元君是泰山神黄飞虎的妹妹，兄妹二人为争夺泰山想尽办法，最后，泰山神住山上，碧霞元君住山下，共管泰山。此前，这个传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仅仅被当作一个有关碧霞元君和泰山神出身来历的普通故事。事实上，“争泰山”故事的重要性在于透露出一个历史事实，即明代以后泰山信仰由以泰山神为主易位为以碧霞元君为主。另外，这个故事还有玉皇大帝、佛爷与碧霞元君争泰山等版本，从一个侧面说明道教与佛教也败在了与碧霞元君的泰山信仰争夺战中。
关于碧霞元君信仰的扩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女性神作为大慈大悲的象征，对民众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有意思的是，碧霞元君和观音菩萨在经历上、在对民众的影响方面有许多相像之处。观音菩萨本是佛的护法之一，约唐代以后由男相化为女相，慈悲为怀，普救众生，在民众中的地位超过了佛祖。碧霞元君也走过了一个地位低于泰山神到超过泰山神的信仰发展过程，成为中国北方影响力最大的女神。观音菩萨有三十二应身或变化身，碧霞元君也有许多配祀和化身。
碧霞元君庙是专门供奉碧霞元君的祠庙。碧霞元君在泰山有上、中、下三庙。上庙即岱顶碧霞祠，旧称玉女祠、昭真祠、昭真观，多数泰山文献记载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即真宗封禅时“砻石为龛奉置旧所”之事，也有记载称建于唐代，如道光年间《重修泰山碧霞祠记碑》。中庙即泰山红门宫西院，创建年代不详。下庙即城中灵应宫，创建年代无考，明万历年间奉敕拓建。以上三庙外，泰山周围地区还有很多碧霞元君行宫。泰山附近的民众可以方便地去供奉、祈祷，许愿、还愿，而外地百姓苦于路途遥远，只能在当地建立行宫。如河北新城县《泰山行宫记》云：“新城者，畿辅近邑，民生于斯，多好义事神，每岁冬春率跋涉徒跣千里而之泰山进香，动数百人。嘉靖己未春，适京人有造元君像送献泰山者，道经本邑南关，惟时未有祠也，于是乡人马朝用等于邑城南门外易善地二区，创庙三楹……斯举甚慰邑人之望，而千里告虔之心获伸于咫尺矣”（《新城县志》卷十六《地物篇 金石》， 1935年铅印本）。
由于碧霞元君影响巨大，其行宫遍布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地，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福建、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也有分布。据不完全统计，上述地区共有一千余处碧霞元君庙，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现在的山东、河北两省，均在300处以上。在这两省内的分布也不平衡，有些县有一、二处、有的县有十几甚至几十处。南方的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云南等地数量较少，每省仅有几处。因所阅资料有限以及很多碧霞元君庙未收入地方志等资料中，故数量还远不止这些。各地行宫的建立，满足了当地民众的岁时致祭。另外，有行宫的地方一般会有庙会，庙会加强了碧霞元君信仰在当地的影响，强化了当地民众对碧霞元君的崇信程度。
碧霞元君庙在各地的名称不尽相同，有碧霞宫、碧霞庵、碧霞阁、碧霞观、碧霞元君行宫、碧霞元君行祠、碧霞元君祠、碧霞元君宫、碧霞元君观、碧霞元君殿、碧霞元君圣母庙、元君圣母庙、圣母庙、子孙圣母庙、元君行宫、元君庙、娘娘庙、子孙娘娘庙、娘娘行宫、奶奶庙、天仙宫、天仙行宫、天仙圣母行宫、天仙圣母祠、行宫庙、天仙庙、东岳天仙庙、东岱圣母行宫、泰山庙、泰山宫、泰山阁、泰山庵、泰山殿、泰山行宫、泰山元君行宫、泰山行祠、泰山碧霞宫、泰山神母宫、泰山圣母庙、泰山圣母宫、泰山圣母祠、泰山圣母行宫、泰山圣母行祠、九天圣母庙、元圣庙、元女庙、护国天仙庙、圣姑寺、神州庙、泰安宫等50种别称。
明清皇室推波助澜
最高统治者剥夺了民众崇奉泰山神的权利，将对他的祭祀据为官方专有，但泰山的民间信仰并未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他们对这位取代了泰山神在民众中间崇高地位的泰山女神没有丝毫怠慢，并以皇家特有的方式积极参与到碧霞元君的崇信中来，和普通民众共同促成了其信仰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张。可以说，没有明清皇室尤其是明代皇室的推动，碧霞元君就不会有后来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据目前资料可知，明英宗是参与其间的第一位皇帝。正统十年（1445）九月乙亥，“山东济南府泰安州道正司奏：‘东岳泰山上有昭真等宫观，俱系历代古迹神祠，年久损坏，乞赐修葺。’（皇帝批复）从之”（《明实录类纂?山东史料卷》）。紧接着，明宪宗和明孝宗都曾诏修碧霞灵应宫。明孝宗还有《御制告文》：“维弘治十六年岁次癸亥正月朔初一日己巳，皇帝遣御马监太监苗逵，致祭于碧霞元君曰：懿德含弘，仁慈广霈，佑苍生于寿域，鼓群品以沾依。兹因眇躬，偶爽调摄，敬祈神力，永保康宁。特以香帛，用伸告祭，益彰灵应，福佑家邦。谨告”（《岱史校注》卷九《灵宇纪》）。孝宗因身体欠佳而派太监致祭于碧霞元君，将自己的健康和国家的福祉寄托于元君的护佑，可见他对这位女神的重视。正德二年（1507），在碧霞元君信仰已经风靡全国的情况下，明武宗下令在泰山天书观旧址建碧霞元君殿，并御制告文，遣官到天书观致祭。正德十一年，武宗下令向进香的香客收缴香税，美其名曰“泰山元君祠香金备修费”。嘉靖年间，因皇帝的喜好，社会上崇信道教之风大盛，碧霞元君更是受到皇家的青睐。嘉靖十一年（1532），皇太后遣官祭告碧霞元君，为承继大统十二年未生皇子的明世宗求嗣。万历朝是明代各朝中与碧霞元君发生关联最多的时期。万历二年（1574），皇太后在涿州立庙，专祀碧霞元君，之后又多次传谕拨发帑金修庙。郑贵妃更是分别于万历十七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在泰山三阳观立皇醮三碑，祈佑泰山圣母娘娘助其子（皇三子朱常洵）登上皇太子的宝座。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奉皇帝命撰《东岳碧霞宫碑》，选石“高丈三尺，广四尺，厚一尺有奇，自京师走二千里辇而致之”，可见皇帝的虔诚。万历三十一年，皇太后又发起拓建泰安城内灵应宫。万历三十四年，皇太后、王皇后、郑贵妃、皇太子、皇三子、公主等以及太监、宫女共计千余人铸钟献于碧霞元君，祈愿“帝道遐昌、皇图永固”。明神宗还于岱顶碧霞宫内建铜质殿宇，称“天仙金阙”。母后去世后，神宗封其为“九莲菩萨”，在泰山天书观碧霞殿后建九莲殿，安置九莲菩萨铜像，祈愿皇太后“神游东岱，位并碧霞，尊居天庆宫，万年仰大明”。崇祯十三年（1640），明思宗将其生母刘氏封为“智上菩萨”，在泰山天书观九莲殿之后建智上殿，供奉智上菩萨铜像。他甚至将南方的天妃封为“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天仙圣母静贤普化慈应碧霞元君”，大概是将天妃当作了碧霞元君在南方的化身，泰山圣母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可见一斑。
由于皇帝及后妃的身体力行，许多藩王宗室也积极参与其中。嘉靖十二年（1533），封藩于河南的周藩永宁王为碧霞元君造像，祀于天书观，并自撰碑记。嘉靖年间，封藩于山东青州的衡王府参与重修云门山碧霞元君行宫（青州云门山《重修天仙玉女祠记》）。隆庆六年（1572），周藩胙城王府辅国将军朱睦椸在岱阴后石坞建元君庙。万历元年（1573），封藩于山西的沈藩镇康王和山西潞安府的信士共同出资铸造香炉，祈佑泰山碧霞元君赐福。崇祯二年（1629），衡王宫媵李氏、衡王第三女、衡府宫人以及平度宫懿王妃等参与了当地香会的朝泰山进香活动（泰山万仙楼明崇祯二年（1629）《衡府进香酬神建醮施财碑记》）。
清代统治集团入关后，为收揽人心，巩固统治，对汉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采取了尊重和利用的态度，对其宗教信仰也进行了接纳，其中对泰山和碧霞元君信仰格外关注。康熙亲撰《泰山龙脉论》，论定泰山发脉于东北长白山，将汉民族的圣山——泰山和满洲人的圣山——长白山联系起来，实际上是为满洲入主中原寻找理论依据，借助泰山鼓吹清政权的合乎正统。泰山碧霞祠多次敕命重修，康、雍、乾三帝还特别为碧霞祠赐额，康熙题“坤元叶应”、雍正题“福绥海宇”、乾隆题“震维灵岳”、“赞化东皇”。乾隆在继位之初革除已征收二百多年的泰山香税，对民众到泰山进香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他还是历史上到泰山次数最多的皇帝，曾六次登岱顶祭祀碧霞元君。乾隆还亲撰《重修碧霞元君庙记碑》，指出“国家秩祀泰山之神，与亿兆人奔走奉事碧霞元君之神，其为翼縡元化，二乎一乎”，认为列入国家祀典的泰山神与民间崇奉的碧霞元君，两种信仰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泰山碧霞祠之外，清帝也参与了一些行宫的修建，有的还亲撰碑文，如河北迁安景忠山碧霞元君庙，顺治十八年（1661）敕建，有康熙御制碑（《迁安县志》之《坛庙》， 1931年铅印本）。北京海淀蓝靛厂娘娘庙，有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十八日立的《广仁宫碑》，康熙撰并书（《广仁宫碑》）。
帝京“五顶”无与伦比
民国时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许道龄编纂的《北平庙宇通检》，引用《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考》等16种明、清、民国时期的地方文献，从中辑出北京内城、外城及四邻949处庙宇的记载，其中碧霞元君庙27处。从数量上看，虽然不是最多的（关帝庙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但在北京地区影响极大。而且这些碧霞元君庙，多与皇室有密切关系。
明代的碧霞元君信仰以涿州娘娘庙为盛，这里是内宫常去进香的场所，明末太监刘若愚记载：“涿州去京师百余里。其涿郡娘娘，宫中咸敬之，中宫进香者络绎”。还提到四月京都人士到“涿州娘娘、马驹桥娘娘、西顶娘娘进香”（明刘若愚《酌中志》）。
有清一代北京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些碑刻等资料显示，很多满人也加入到信仰队伍，成为碧霞元君的忠实信众。清初孙承泽《天府广记·寺庙》载：“京都有碧霞元君庙五处，香客云集，烟雾终日缭绕。都人最重元君祠，每月初一和十五，士女云集。”当时盛况可见《帝京岁时纪胜》的描述：
京师香会之盛，惟碧霞元君为最。庙祀极多，而著名者有七：……一在西直门外高粱桥，曰天仙庙……一在左安门外弘仁桥；一在东直门外，曰东顶；一在长春闸西，曰西顶；一在永定门外，曰南顶；一在安定门外，曰北顶；一在右安门外草桥，曰中顶……每岁之四月朔至十八日，为元君诞辰。男女奔趋，香会络绎，素称最胜。惟南顶于五月朔始开庙，至十八日，都人献戏进供，悬灯赛愿，朝拜恐后（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之《天仙庙》）。
被称作“五顶”的五座碧霞元君庙创建于明代，清代重修时均由皇帝或朝廷出面。为何称“顶”，康熙三年（1664）《中顶泰山行宫都人香贡碑》讲道：“祠庙也，而以顶名，何哉？以其神也……岱岳三元君本祠泰山顶上，今此栖，此神亦犹之乎泰山顶上云尔”（《中顶泰山行宫都人香贡碑》）。但是“五顶”的内涵不止这些，它还体现了古人朴素的宇宙观。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包含四方和中央，山有五岳、五镇，水有四海、四渎。明代，鉴于泰山碧霞元君的崇高地位，北京民众有计划地设计了东、西、南、北、中五处碧霞元君庙的选址，“城郭之间，五顶环列”，对北京城形成一种护卫之势。通过这些虚构的“顶”，在北京城创造了一个小宇宙。在这个宇宙体系中，五座碧霞元君庙被赋予了相当于五行和五岳的地位，“五行同在，五岳同辉”，成为整个北京城的保护神，可见，碧霞元君信仰在北京无与伦比的影响。
五顶之外，丫髻山和妙峰山是清代北京郊区著名的碧霞元君信仰中心。丫髻山位于京东平谷县西北隅，分东西二顶，东顶建有玉皇阁，内奉玉皇大帝，西顶建有碧霞元君祠，当地人称为娘娘庙。咸丰以前，皇帝几乎每年都要“移驾”至热河避暑山庄，丫髻山正处于由北京至热河的途中，因此这里便成为皇室成员祭祀碧霞元君的地方。碧霞元君庙会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至十八举行，届时，京城的皇亲宗室、达官贵人都到这里进香。咸丰以后，朝廷不再移驾热河，此处的碧霞元君信仰便逐渐与京城失去了联系，妙峰山的地位则开始迅速上升。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约始自明末清初，到清代中期香火已非常旺盛，但不知何故，该处的碧霞元君信仰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直到咸丰二年（1852）还有官员上奏“京西妙峰山庙宇，每于夏秋二季烧香人众，有无赖之徒，装演杂剧，名曰走会，请饬严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晚清政局动荡、内忧外患，为获得民众的支持，凝聚社会力量，最高统治者因势利导，顺应民众的信仰需求，转而支持曾被严禁的妙峰山进香活动，极大刺激了民众行香走会的热情。就这样，妙峰山的香火超过了京城内外其他各处碧霞元君庙，成为北京宗教信仰的中心，获得了“金顶”的美誉（本段参考了吴效群《历史上北京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