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水浒，第一个出场的不是梁山好汉，而是高俅，金圣叹在评《水浒》时，曾经说过：“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描写高俅叔伯兄弟高廉倚仗高俅权势无所不为，而高廉妻舅殷天锡又倚仗高廉权势无所不为。金圣叹在这一回中写了以下两段批语：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阁，然则少亦不下千殷直阁矣。是千殷直阁者，每一人又各自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然则普天之下，其又复有宁宇乎哉！

　　金圣叹认识到，高俅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一种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的代表。正是这个利益集团为非作歹，无恶不作，造成百姓的苦难，引起社会的动乱。

　　水浒传就是描写了宋朝在这个利益集团的压迫下，社会底层不得不反的现实。这也是水浒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原因。

　　在《水浒》中，施耐庵把高俅写成与蔡京、童贯、杨戬并列为“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四个贼臣”的；人们习惯上又把高俅列为“六贼”之一。

　　其实水浒中的高俅是一个能臣，他起家于落魄，依靠自己的球技得到了皇帝的喜欢，但是他能得到重用不是依靠的球技，而是在文人执政的年代皇帝最不放心武将，高俅介于文武之间的灰色省份让皇帝放心，委派担任禁军的太尉。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为朝廷效力，尽职尽责。被作者认为所干的坏事“斥退杨志”却证明他是一个忠于职守、不受贿赂的能臣，杨志失掉花石纲后，不是到朝廷等候处理，而是逃亡，等到朝廷赦免后才敢挑来一担钱物到东京活动买官，有关人员都同意。只有高太尉是按原则办事的，高太尉所说：“即是你等十个制使去运花石纲，九个回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自首），倒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宥所犯罪名，难以委用。” 不重用杨志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杨志给的钱少，而是杨志没按照朝廷规定来自首。事实证明高俅的眼光，后来重用杨志的梁中书委派他押送生辰纲，不经丢掉了生辰纲，还把杨志逼上梁山。

　　梁山首先攻打高唐，杀死了高廉，使高俅和梁山结下了梁子，我想不仅仅是个人恩怨，更多的是国家大局，对一伙杀人放火，破坏大宋和谐的武人，高俅的不妥协政策是有道理的。正是由于朝廷在招安和不招安的摇摆中，梁山才借机壮大起来。如果不是蔡京心存让梁中书招安的想法，直接派京城禁军，关胜的“围魏救赵”的战术就会成功，失去根据地的梁山集团很可能投降或被消灭掉。

　　高俅是第一个了解梁山软肋的朝廷大员，梁山老巢的最后一道防线不是五虎上将，也不是火炮，而是梁山泊的湖面，对手是梁山水军，高俅建设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水军，由叶春设计的海鳅船，上面可容数百人，它两边置十四部水车，每车用二十二人踏动，其快如飞。后由于地理原因和蔡京的招安思想的制约而失败。一句话高俅为大宋王朝死而后己。

　　当然高俅发迹之后也做过几件坏事，如报复王进、陷害林冲、杀害宋江、卢俊义等，这要具体得分析，报复王进实际是我进自己碰到枪口上的，高俅上任要立威，只能拿手下武将开刀，而王进恰恰没到，又是仇人之子，哪有放过之理。如果王进不是生病，立威棒打的不是王进就是李进。陷害林冲却显现了一个父亲溺爱子女的心态，人之常情。在宋朝那个时代一个抢占下级军官的老婆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事做的有点不厚道，有失人品。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手下人为了邀功，把事做大了，不仅伤害了林冲，也为朝廷增加了一个对立面。

　　杀害宋江、卢俊义是按皇帝的意思办事，朝廷不会容忍一个还有兵权的招安分子，充其量只是个执行者，就如高宗杀死岳飞，罪名落在秦桧身上一样。

　　其实历史上的高俅和水浒中的高俅是不一样的，查一下史书，不论是“四贼”，还是“六贼”，高俅的大名都没有入选。也就是说他是不够格的。

　　据《宋史》载 “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言极愤切。” 这样看来，“六贼”应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并无高俅、杨戬二人。“六贼”加上杨戬，共七人，《宋史》都有专传：蔡京入《奸臣传》，王黼、朱勔入《佞幸传》，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入《宦者传》。唯独高俅，仅《宋史·徽宗本纪》有两条极为简略的记载：

　　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

　　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

　　史书里的高俅只是历史长歌中一个形象模糊的官僚，为施耐庵发挥留下了空间。

　　其实与梁山泊有关的奸贼是杨戬，《宋史》云：筑山泺古钜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一邑率于常赋外增租钱至十余万缗，水旱蠲税，此不得免。宣和三年，戬死……而李彦继其职。

　　杨戬、李彦之辈强占民田，增立赋租、勒索民物、威刑虐迫给广大劳动农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他们施虐横行的地方，正是梁山泊英雄发难和活动的场所。《水浒》中许多重要情节，就是在这个地区中的济州、青州、登州、东平、郓城等县发生并展开的。《水浒》如果真的是想通过对贪官污吏的描写，来揭示“官逼民反 ”的话，杨戬应是最好的典型。然而《水浒》反把如此丰富深刻的材料撇开不顾，却从高俅身上另做文章，是因为史书中记载高俅事迹的少，有更多的发挥空间，还是因为不可能去研读大量的史料，只能听民间传说的因素，不得而知。

　　历史上，高俅起家于端王邸官属，属于皇帝的家臣，对于这样的亲信出任禁军武将，皇帝更放心。徽宗为提拔高俅可谓煞费苦心，先让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守卫边境的大将刘仲武，历练他的带兵作战能力。高俅参加了大胜西夏赵怀德使其投降和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的两大重要战役。估计有不俗表现，《挥麈后录》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成为北宋末年重要的军事方面的大臣，但由于他百般讨好皇帝，在军队训练上玩花架子，一心发展经济，开了军队经商的坏头，军队上下一心谋钱，军队没有战斗力，在金国入侵时，东京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援军打了胜仗没有得到金钱奖励，竟一哄而散，对于北宋灭亡有助波推澜的坏作用。这都是高俅之罪，《水浒》把他列入奸臣还是可以理解的。

　　据《靖康要录》记载金兵南侵，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3000胜捷兵和禁军赶到护驾。不久，“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如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把高俅留在了泗州，高俅于是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上说，当时随从皇帝的童贯、梁师成一伙人都被连坐杀死，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也被钦宗下旨处死。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靖康元年死于家中，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