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导演郑晓龙。
《红高粱》中九儿与张俊杰的初恋被处理得颇有小清新风格。
电视剧《红高粱》正在东方、北京等卫视热播，收视飘红，导演郑晓龙前晚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称，收视率高固然是好，“但是我并不认为收视率好就一定是好。还要看品质，重播率高可能对我来说更重要。”郑晓龙坦言，其实对收视率预期并不是太高，因为这部剧“拍得特别紧张”，准备时间短，拍摄周期短，“从剧本到拍摄，能够及格，我觉得就不错了，所以说大家能这么喜欢，我特别高兴。”
虽然筹备时间紧张，但郑晓龙透露，美术部门在不到30天的时间就搭出了主要场景，用的砖窑堆起来都有几千米的面积，“我觉得单家酒窖是我们这部剧最大的看点，这个场景完全是在一块平地上一点点搭建起来的，门口的牲口房，还有门前的一棵参天大树，都是做出来的。酒窖这个场景的搭建难度非常大。酒窖是单家历代传下来的，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字号酒窖，我们不能搭出一个小作坊样式的酒窖，必须要有气势”。
尽管开播后引来“山东大妞变江南女文青”的质疑，周迅无疑是电视剧版《红高粱》最大的看点之一，不过，郑晓龙似乎不在意外形上的张力，相反，他看中周迅骨子里的气质。还在选角阶段，经朋友引见，郑晓龙与周迅一起吃饭。“饭桌上我们很愉快地聊，还喝了点儿清酒。微醺的她随性就躺下，我觉得这女孩挺真实，就是她了。”
除了好演员，赵冬苓的剧本也是郑晓龙对《红高粱》充满信心的原因之一。他表示，当初刚刚接到这个项目时，一度颇为担心，但赵冬苓的故事大纲最终打动了他。郑晓龙说，改编后的剧本，是以高密女人“戴九莲(九儿)”传奇的一生为主线，讲述了她与余占鳌、张俊杰在高密土地上上演的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以及与朱豪三等人英勇悲壮的抗日故事，“小说《红高粱家族》中有大量的粗糙惹火的情节，比如九儿出嫁颠轿、被劫野合等，这些情节都真实地表现出了男女主角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情感较量，我把它比喻为一场男人和女人的战争。”
谈改编
野合不是简单的滚床单
新京报：在接下《红高粱》的时候，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郑晓龙：就是如何把电影扩展到一部电视剧。原著小说的文学性很强，非常有画面感，但故事性不强。电影可以写意，但扩展成电视剧要有大量的内容。我觉得现在的本子很好，故事发展都符合逻辑，又有新的人物。其中的经典情节，比如颠轿子，在电影中是非常有华彩的，野合也是大家一直津津乐道的片段，要是完全照电影搬过来观众也不会满意，要进行符合电视剧创作规律的改编。
新京报：其实原著很多“高粱”的描写还都挺写意的，电视剧中是不是不好表现？
郑晓龙：原著小说文字非常美，以描写红高粱的方式拟人化表现男女之间的情感。电影有大屏幕，画面上有起伏的高粱，还是很好看的。电视剧还是要现实主义，合理化、逻辑化，要是在电视屏幕上都弄成一片红高粱，那种意境，观众能满意吗？我不知道。但不管电视剧怎么改编，精神气质还是原著的，表现的还是生命力、人性的张扬。
新京报：《红高粱》播出之后，大家的关注点好像都在和电影版的对比上，对这种比较之前有过设想吗？
郑晓龙：这当时我还真的没想，那时只是想怎么更符合原著精神，演员怎么能演好。要想怎么跟电影比较那我就不拍了。把电视剧和电影比较是误区，两个是不同的创作方式，如果电影要拍成30部，肯定也不能那样拍。
颠轿&野合 改编有难度？
就还是要以人物关系为主要创作方式。颠轿原来是十几分钟表现出那个氛围，但电视剧氛围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人物关系，在颠轿过程中，两个人互相征服、互相对峙起来，一个是“姑奶奶不怕”，一个是“你还来劲了”，最后九儿都被颠吐了，还是不会被征服。拍这场戏还是挺有难度的。因为那个轿子颠起来很费劲，小伙子们颠得很累。电影版里出现的那种轿子，在山东是没有的。拍这场戏前，我们备了两种轿子，其中一个轿子太沉，干脆就没法颠；另一个轿子采用更轻便的材料制作，要让演员们在颠的时候，有那种上下起伏的感觉，有弹力的效果，但是剧组当时很难找到有弹性的木头。所以最后只能靠演员们在表演的时候尽量展现出轿子上下颠动的效果出来。
野合原来在电影中是往高粱地一放就没有了，其实这个情节也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九儿一直挣扎最后踢到余占鳌的档，这时反而九儿把他拉起来，最后不能拍成余占鳌强行，还是九儿主动。九儿这些日子遭遇到了男朋友背叛，又被送到土匪手里，差点被糟蹋了，母亲去世，被父亲卖给麻风病人。她过得是什么样的日子，余占鳌对他好，救了她的命，她都知道。九儿有一种叛逆、释放的心理。这场戏不是简单的一场滚床单，而是人物性格的表现。
回应争议
江南也有大妞，北方也有灵秀
新京报：有评论说，剧版《红高粱》把原著的土地气息拍出了宅斗故事，你怎么看这种评价？
郑晓龙：难道在家里发生矛盾就叫宅斗？宫里的矛盾就叫宫斗？可是戏剧总要是矛盾啊。在土地上跟人斗？那就叫土斗。
新京报：现在大家对剧版改编倾向“宅门戏”主要的争论点可能是在秦海璐扮演的大嫂这个人物上，这是一个新增的人物，剧中和九儿有大量的妯娌之间的明争暗斗，增加这一部分的情节是为了考虑到电视观众的口味吗？
郑晓龙：这里面讲的是两个不同的人生，最后这两个人还是走到了一起。九儿是在活自己，大嫂在活别人，她是抱着丈夫的排位进门的，要当贞洁烈女，完全不符合人性，这也是她和九儿两个人的矛盾之处。最后两人和好也是在人性的认识上统一了，这一点恰恰符合莫言彰显生命力的部分。
新京报：也有网友从九儿身上看出来甄嬛的影子，你觉得这两部作品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郑晓龙：表达人物生命的逻辑上都是真实的，别虚假。比如，大少奶奶想夺九儿的儿子，把她送去给土匪，九儿回来后她大哭一场特别难过，就是想报复，但内心又觉得自己做错了。这就是不虚伪。
新京报：这部剧的台词有些地方用词比较现代，感觉少了点乡村、乡土的味道，这是改编剧本时有意为之吗？
郑晓龙：对，我真的担心现在有些观众对乡土味比较浓的作品不接受，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北方的剧到南方就“水土不服”，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摆在我们这些创作人的面前。怎么办？我特别喜欢有地方风味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有些人不接受，这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好。
九儿
江南女文青？
我从来不这么看，个大个小不是最重要的。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很多人说，姜文合适吗，他哪像音乐家？我觉得他就很好。演员主要是气质上的接近，周迅身上有山东的坚韧、不屈不挠的气质，掉坑里自己也能爬上来，生命力特别顽强。江南也有大妞，北方也有灵秀。
太有文化了？
其实很多故事电影没时间展示，九儿被抓到匪巢里，没点智慧她怎么自救。电影就是直接表现生命力和欲望。而且周迅演得很好，有一场戏，野合之后，九儿骑在毛驴上，迎着夕阳不由自主嘴角露出了心生欢欣的微笑，那一幕美到人心里去了，真是“一笑倾城”，若再笑就要倾国了。周迅一笑，我就特别喜欢，好看又真实。她那一笑就是生命力的滋生。
余占鳌
缺少匪气？
什么是匪气？我认识的姜文骨子里也没有匪气，平时他还带着眼镜，姜文也不是土匪。剧中我们没有让余占鳌成为一个随便杀人的人，不能让他真的是一个土匪、杀人如麻，他还是一个善良的人。粗声大气说话是他比较直爽。我对朱亚文的表演还是很满意的，之前有人跟我说，他演戏有点温，试戏的时候我发现他爆发力很强。比较中他也是最合适的，确实找不到年轻时的姜文。
朱豪三
致敬张麻子？
其实像朱豪三这个人物，是高密县原来的一个县长，他是有历史人物原型的，叫曹梦九，在这个人物原型上塑造的朱豪三这个人，跟《让子弹飞》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我觉得这个人物非常有意思，他是想做一个好官的人，他本身也不贪，但是他真的就是旧时代过来的人，他的思想、他的认知确实有很大局限性，所以说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我觉得这个人物是特别有意思的。
聊创作
《芈月传》
能否超越“甄嬛”？
干嘛要超越《甄嬛》，我也没觉得《甄嬛》就是不能超越的。“芈月”是一个真实的人物。《甄嬛》也是一次探索，也是我第一次拍古装。《红高粱》也是我第一次拍年代剧，也是探索。
从没觉得甄嬛不能被超越
新京报：《新编辑部的故事》当时引起的争论还挺多的，之后你有想过改变创作方向吗？
郑晓龙：其实现在很多喜剧样式和《新编辑部的故事》越来越像，我就是早了点。但探索总是对的。现在我自己看《新编辑部的故事》的时候依然会发笑。你也不能要求我每一部都是《甄嬛传》，而且凭什么啊，我就想不明白了，我就不能拍两个别的。《新编辑部的故事》也没有那么不好，北京收视也没有跌过前五。希望观众宽容对待探索。
新京报：你认为一部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郑晓龙：唯一一个标准，大浪淘沙，被历史遗留下来的就是好作品。很多作品当时不被看好，《红楼梦》当时是禁书，但它禁得住时间检验。很多作品当时很火但历史没把它留下来。
新京报：要拍的新《北京人在纽约》筹备怎么样了？
郑晓龙：我们讲改革的事很多，开放的事很少，编剧现在去美国体验生活了。而且你看，《红高粱》比《甄嬛传》更电影化，外景多，这与观众需求有关，电视机都大了。《北京人在纽约》也会有这样的改变。
新京报：现在大家都在说明星片酬高的问题，电视剧创作也从最早的“导演中心制”变成了“演员中心制”，你怎么看？
郑晓龙：这是观众选择，就像写歌的不如唱歌的。在现在这种多选择情况下，那么多频道、节目，一定是明星制起作用，观众看到喜欢熟悉的明星就会多停留几秒。这就像我去超市买牙膏，琳琅满目，那么多种牙膏，我能熟悉哪个？哪个广告多，算了我就买它了，也没时间一个个看说明书。不是说我认为这就一定对，但这是客观现实。
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刘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