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官员复出需要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作者：高仁建

　　“三鹿毒奶粉”事件已过去6年。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已悉数复出。梳理2008年以来，52起舆论普遍关注的官员免职案例，85名官员被免，29人起复，占比达34.12%。但是，如果排除生活作风问题无人起复这个特殊现象，被免官员的起复率高达50%。（8月12日《新京报》）

　　近年来，问题官员复出的消息，成了各大媒体报道和关注的焦点。问题官员复出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眼球。一些人会联想到“靠关系”、“走过场”、“不符合程序”等“潜规则”。

　　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免职属于组织处理，是一种问责形式，不属于纪律处分。所以对于被问责的官员，给予他一个复出的机会，这体现了制度的理性，但我们现在需要问的问题是官员的复出需要有哪些条件，需要有哪些正当的理由，又需要有哪些公开的、民主的程序，如果无理、无据、无程序，那官员的复出就很难让人心服口服，这种复出就有点像“躲猫猫”。

　　梳理过去十年一些被问责官员的经历发现，出事—免职/撤职—冷却—悄然复出—舆论质疑—回应合规—不了了之，已经成为被问责官员的复出路线。这些被问责的官员主要涉及安全事故、突发性群体事件、公款吃喝等问题。

　　民众为什么质疑问题官员复出。其一，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的行政问责法律，只有一些政府规章和散见于相关法律中的零星规定，缺乏必要的程序和公开形式。问责官员恢复职位或职级待遇，不透明，也不公开。没有得到社会各界认可，大多官员是“低调悄然复出”。其二，官员复出机制也并不健全，相关规定十分模糊、笼统，缺少操作性和程序性，弹性和随意性很大。最后，问责官员复出缺乏必要的问题反馈。官员被问责之后就淡出公众的视野，进入了一个真空地带。在官员的问责之后到复出之前这段时间，缺乏一个有效的问题反馈机制。事实上，免职官员在这个过程中的领导素养、法治意识、行政能力、服务水平等，是不是已经达到复出的条件，这对其重新任职是十分重要的。

　　民众并非对问题官员心存偏见。只是如果组织部门不让群众清楚其中的过程，疑虑就必然会伴随着这些问题官员的一生。因此，问责官员复出不是问题，官员原职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必须给出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方能服人心，化民怨。否则，中央有规定，百姓有质疑，政府还有公信力么？答案都是一个“否”字。

　　问题官员复出需要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制定《问责官员复出法》，以法律的形式对问责官员的复出予以规范，为问责官员复出提出一套可操作的程序。要严格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复出要经过提名、投票、考核、讨论决定、公示等环节。复出要一切以干部的现实表现为标准，以干部群众的评价为标尺，以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为原则。只有这样，官员复出才能令群众服气、让人民放心，这是消弭争议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