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立峰
“不头疼如何赚钱，只头疼如何藏钱”，此语出自原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2013年侦查人员从他位于北京和呼市两处住宅中查获大量现金，包括0.88亿元人民币、419万美元、30万欧元、27万港元、43.3公斤黄金……此时，据其担任副局长一职刚22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平均每小时“收入”近万元。（8月4日 人民网）
马俊飞“日进斗金”这本不是新闻的新闻，其被调查发生于2011年6月，去年年底被判死缓。而媒体之所以又将其翻腾出来是帮他重新数钱、算经济帐。马俊飞任职副局长22个月共涉贪1.3亿元，人们已经无法用“日进斗金”来衡量他捞钱“效率”了，于是改成了“时进万金”。不过，笔者却是不能在马年随便冤枉马副局长，马俊飞2009年8月11日担任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2011年6月16日前后被调查，即在任时间675天，共贪污269次，平均2.5天一次，折合每次483271元，每天192593元，每小时8024元。而这1.3亿元重约近1.5吨。2012年8月，原东莞市人大副主任欧林高被查，办案人员清查其1700万元赃款时，银行派去8名专业点钞员连续工作12个小时，并烧坏了3台点钞机；今年5月，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调查，家中发现近亿元赃款，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不知道马副局长的1.3亿元又将烧毁多少台点钞机呢？
“你知道什么滋味最过瘾？我告诉你，在家数钱的滋味最过瘾！”这不是哪位劳动致富农民的欣喜之言，而是清原县原副县长李树森因贪腐获刑前对下属的炫耀，同样有此嗜好的还有许多官员，如原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李友灿，疯狂聚敛了4723万元巨款后同样喜欢在每天深夜把现金一摞摞铺在地上，数上一遍“静静地欣赏”。涉案2200万的原重庆巫山县交通局局长宴大彬也是数钱爱好者，崭新的连号人民币让其更有“愉悦感”。不过，普通群众挣钱是为了花，而贪官们贪污的巨款花不了，根据《反洗钱法》个人银行账户当天存款超过20万银行会进行甄别，所以贪官们又不敢去银行存，于是只好“收藏”钱了。但为了防止小偷反腐，如何藏钱就成了他们最头疼的事，绞尽脑汁之下，藏钱方式也在不断创新：鱼塘、煤气罐、厕所、枕头、天花板，甚至炮弹壳都是他们藏钱的地点。
为了不露“富”，贪官们往往活得还很“累”，很“穷”，每天战战兢兢中他们唯恐事迹败露，可谓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原苏州吴县市渔政管理站阳澄湖分站站长李永元，侵吞国家财产300万元，但他生活极其俭朴，早饭只吃一碗泡饭，衣服一年四季都穿制服。甘肃省文县政协原副主席何晓林，虽然疯狂谋取了巨额财产，却吝啬得如同“铁公鸡”，他不吃肉蛋奶、不喝酒如苦行僧，为情妇买房花20万还想着变花样要回10万。涉案上亿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每天骑着旧自行车上班，衣服也从来只穿廉价货。
从中可见，官员一旦贪污腐败，信仰、思想、人格都将整体分裂，即使他们自己也能感觉到自己有多虚伪与双面。“贪了那么多钱，不消费，是为了将来轻判一些；不退赃，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退，也无法退。”马俊飞对侦查人员所说之话也折射出大贪们的总体思想，相对小贪，他们的心理压力更大，也更有许多无奈的一面，正如有些官员所说，到了一定的位置上，如果你没能禁得住第一次诱惑，那么从此你想不腐败都难了。
对于权力监管缺失，腐败层发现象，中央纪委研究室曾指出，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权力监管缺失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监督合力。反腐无力是有些案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难以得到坚决查办，有的地方腐败案件频发却追究责任不力。对此，曾做过两任中纪委副书记的刘锡荣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现行“四不分”体制弊端是“想不腐败都难”的主要原因，而渗透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四不分”也造成了法律规定成为一纸空文。如家藏亿元现金的魏鹏远按照2010年出台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属应该报告个人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的官员，但显然，魏并未如实或根本并未报告。可想而知，即使是出台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制度与监管流于形式化，腐败依然还是难以根治。党中央一直在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但如果“笼子”能轻松自由出入，或权力之手掌握“笼子”钥匙，此“笼子”又有何用？
“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下级监督上级太难，同级监督同级太软，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这是人民群众对权力难以得到有效监督缺陷的总结。但可喜的是，中央已认识到此种制度弊端，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四中全会的主题将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我们将期待依法治国将真正打造出一只法治的铁笼，从此将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中，让权力从此在法治阳光下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