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均益，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记者、主持人。
兰州大学是中国离火车站最近的大学。从火车站往北走几百米就是天水路十字，过了这个路口，往前几十米就是兰大本部正门，往东就可以进入兰大家属院。
天水路十字对于水均益来说，再熟悉不过。他不仅是兰大外语系1980级的学生，他还是兰大子弟，曾经住在兰大家属院里。他父亲水天明是兰大俄语教授，伯父水天同是兰大英语教授，著名翻译家。上溯至民国，他祖父水梓是享誉西北的教育家，曾任甘肃文化厅厅长。教书育人——这曾是水家作为世代书香门第的标志，但当水均益大学毕业后，家人希望他留在兰大当老师时，他却坚决要离开兰州，或者说，离开知识分子家庭。生于1963年的水均益，从出生到“文革”结束，知识分子家庭给他带来的是从未逃脱的政治压迫和心理阴影。1949年之后的历次运动中，都有他们家人受迫害的份儿。他坚决不想再当老师——这一知识分子的典型职业。这个从天水路十字“逃出”的水姓少年，到北京做了编辑记者，10年后，却意外成为这个书香门第里最有名的人。
我在1999年成为兰大的新生，入学十几天就碰上90周年校庆。水均益作为著名校友被请回来致辞。兰大体育场内，水均益的上台获得了那场烈日之下的校庆大会最热烈的掌声。那是他如日中天的时候，观众们习惯了在电视上看到他与各国政要名流对话，看到他出现在中国记者极少出现的战场上。他在1998年出版的《前沿故事》也成了畅销书。
演讲后，校团委的领导随机叫了中文系4个同学“护送”他去学校餐厅，其中就有我。我们像贴身保镖一样，帮助他从蜂拥而上的人群中挤出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几乎要尖叫起来的女生硬塞给我一个笔记本，希望拿到一个签名。这是我头一次离名人这么近，挤出人群后，我忽然开口问了水均益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名人呢？人群依然混乱，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匆匆钻进餐厅。
2013年冬天，我作为记者见到了他。采访是在他家小区一家餐厅的休息室进行的。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14年前他没来得及回答的那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两个解答。”水均益未加思索就回答了我，显然他已经思考过多次。
2013年9月已满50的水均益成为名人好多年。他人生最大十字路口出现在20年前。1993年，当他从宣武门西大街的新华社总社门口出发，往西北方向穿过好几个十字路口去往复兴门外大街的中央电视台，录制一档叫《东方时空》的全新电视节目时，他的命运彻底被扭转了。NBA球星麦克格雷迪描述他30秒里得到13分的经历时用过一个比喻：那个时刻，在我面前，篮筐变得像海洋，怎么投怎么有。对于1993年的水均益来说，他眼前的道路也突然变得像海洋。新创办的早间节目《东方时空》，几乎每个话题都能成为人们的谈资，做新闻像将篮球投入海洋一样的篮筐，没有太多束缚，怎么投怎么有。这是他成为“名人”的起点，也是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节点。
孙玉胜，《东方时空》创始人之一，写过一本《十年》。他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十年”现象：1973年，彩色电视在中国正式试播；1983年，中国电视第一轮改革“元年”，“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出台了一项决定——四级办电视台，电视开始遍及全国，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春节联欢晚会在这一年开播；1993年开播的《东方时空》改变了整个电视新闻的语态，对中国电视新闻的影响延续至今；2003年，央视新闻频道开播，这让水均益和同事在10年前给《东方时空》的“焦点时刻”提出的那句“24小时等你”不再是一句“空谈”，而新闻频道开播的一个重要契机是这年春天开打的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是我事业的巅峰。”水均益说。
2013年，水均益又回了一次伊拉克，对伊拉克战争进行10周年报道。这次伊拉克之行让他感觉非常糟糕。他看到战争毁掉了一个国家。“这种毁灭还不是断壁残垣，而是整个国家的国民性。”他举了一个例子，80年代，他的新华社同事被伊拉克官方请去参加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峰会，坐的是头等舱，住的是五星级酒店，这都是伊拉克方面免费提供的，伊拉克是当时中东最富有的土豪，光是给与会每个记者的“零花钱”就有1000第纳尔(当时相当于3000美元)，“要知道，新华社当时的中东驻外记者每个月才100美元。”但是，2013年水均益和他的同事在机场入关时被百般刁难，只因没能及时递上100美元“好处费”。此后，他们在伊拉克的拍摄行程，全都需要钱来打通。“这就是战争带给一个国家的浩劫。”水均益说他特别不喜欢说教，但他想对那些潜在的狂热分子说，“中国千万别轻易言战。”
“我现在对历史和哲学更感兴趣，甚至更关心宇宙。”水均益说，“可能跟年龄有关，尽管我依然认为我是年轻人，但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自然过程，你到了这个年龄就会想这些，我对死亡的思考也比以前多。”
他最早感受到死亡是在1973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爷爷是在大年初二，在新年的爆竹声中，郁郁而终。”水均益说，“他曾经是一个声名卓著的官员、一个学富五车的泰斗、一个著名的教育家。但我那时没有这个概念，我当时只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几乎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的糟老头。”
那是兰州水家的黑暗年代。水均益经常被胡同里的孩子们拿着砖头在屁股后头追着打，因为他是地主水梓的孙子。每逢街道上搞运动的时候，甚至开展大扫除，需要有人被批斗，“我就看见我爷爷奶奶戴着高帽子被推到台上去，家人被要求到现场看，我站在那，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也是个坏人。”
“我到小学三年级都不能加入红小兵，”水均益说，“上大学时才入的团，都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
1977年恢复高考成了许多压抑的年轻人命运的十字路口，大家挤破头皮，希望搭上开往美丽新世界的班车。1980年，水均益考入兰州大学外文系，那年他16岁，“班上有比我大20岁的同学。”
1980年代的最初4年，是他的美妙时光。“那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那时候是一个想入非非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觉着世界将是我的，觉着一切都是可能的，觉着所有的女孩都可能爱我的。”说到这里，水均益哈哈大笑起来，“我现在有的时候，恍惚之间，在似梦非梦的时候，能够回想到那个时候的状态。”此刻，他的手机响了，他看都没看就迅速按掉，你能感受他已经沉入时间之河的美妙回溯之中，不能被打断，“我家住在兰大，到了礼拜天，会睡个懒觉，我住的房间的窗外呢，学校的喇叭里面，会放类似于‘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他不是说歌词，而是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就是这么一个场景，那是一个无比快乐、充满了希望的光明时刻。”
如今的年轻人对快乐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对苦难经历瞠目结舌。水均益不认为这有什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到了一定年龄后，他们会回过头去看的，人类发展就是这么过来的，两代人之间不可能毫无关系。”
1963年，水均益出生在自家的祖宅水家花园时，口中已经没有了金汤匙。这个国家处在饥荒年代的尾巴上，“兰州人刚刚不用去挖野菜吃”，但饥饿感还是经常出现在他的头脑里。饥饿——这也是一代人的命运。他们家会用5斤白面去换10斤玉米面，为的是能让家里的口粮延续得稍微长点。“现在别人跟我说，吃点粗粮好，吃点玉米面好，我坚决不吃，”水均益说，“我早就吃得够够的了。”
对于食物的感情成为了这一代人价值观中重要的评价砝码。所以，袁隆平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英雄，他成为了中国人可以养活自己的标志。
袁隆平在2011年由国务院新闻办拍摄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里出现。他成了他所在行业的惟一代表。传媒行业的代表有4位：陈鲁豫、水均益、敬一丹、白岩松。“当时，我就带了两套服装去，拍了一个多小时，也不知道会在哪儿播放。”水均益说。
隔了一段时间，水均益从新闻上看到，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被拿到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去放，这一次，他出现在了“世界的十字路口”。
2013年，一部叫《中国合伙人》的电影走红，几乎成了“中国梦”的代言。这部电影的一张海报上，黄晓明、邓超、佟大为3个主演，穿着80年代的服装，蹲在霓虹璀璨的纽约时报广场。
这样的照片能让你产生穿越感，就像水均益在采访中所感叹的，我们是怎么忽然走到今天的？今天的我们怎么曾经有过那样的生活？这就是生于1963年之人的人生，他们被命运选择，穿过西方人需要经历500年的50年，穿过丛林一般密集的十字路口，来到今天。“不可思议，”水均益说，“但又无比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