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鹏 实习生 杨文文
年终岁尾,银行再掀“吸金”大战,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再次“习惯性”飙升；经历过6月份的“钱荒”之后,资金价格也再次迎来大幅上涨。这是否意味着“钱荒”来临?
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走高
囿于存款利率未市场化,银行更加倚重理财产品吸纳资金。12月以来,短期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指年化收益率,下同)超6%已成常态。上周(23日-29日)多家银行更是将短期理财预期收益率推至6.5%以上,有的甚至超过8%。据普益财富统计,人民币理财产品(扣除结构性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已经达到5.93%,大大超过年中时4.8%-5.0%的水平。
相比几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的预期收益率一般更高。金牛理财网的监测数据表明,上周预期收益率超6%的产品中,70%的产品集中在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国有大行约占20%,农商行约占10%。
12月25日,记者在华夏银行济南市中支行看到,大堂显眼位置摆着展架,宣传一款预期收益率高达6.6%—6.8%的理财产品。第二天记者再次来访时,发现展架已经被移到了银行门口的台阶上。较高的收益率也集聚了不少人气,理财经理忙着向客户介绍产品,记者等了5分钟,仍然没排上队。记者另从日照银行济南分行获知,该行的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也在6%—6.5%之间。
理财产品收益率走高,资金市场的表现同样“亢奋”。据省农信联社资金中心的李刚介绍,12月26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除了隔夜、一周两个品种下跌外,其他六个品种利率均上涨,其中两周的品种涨幅为19.9%。进入12月下旬后,该品种利率迅速增长,12月16日为4.3890%,12月26日为6.1400%,涨幅达39.9%。而其11月的涨幅为20.6%,10月涨幅为15.2%,前11个月涨幅仅为45.7%。
央行频频调节短期流动性
为何每到年底就会出现资金争夺战?
山东社科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黄晋鸿认为,这种情况与银行应对存贷比考核有关。多年来银行一直采用时点考核,每年6月末和12月末大考来临,银行都有“冲时点”的冲动。
李刚表示,目前国家规定的存贷比上限是75%,国有大行一般都在50%—60%之间,考核对其影响不大。而中小银行因为设立时间短、网点少,存款相对不够充足,考核压力较大。此外,央行实行的紧平衡货币政策是造成资金面较往年偏紧的重要原因。
近日,央行启用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引发了人们对货币政策风向转变的猜疑。黄晋鸿表示,央行频频出手利用SLO、SLF(常设借贷便利)和逆回购等操作调节短期流动性,并非政策面有变。把冻结长期流动性和提供短期流动性两种操作结合,是央行对当前国内流动性管理的创新。
如果说6月对“钱荒”反应不敏感,是央行对市场的一种“弹性”试探的话,岁末频频调节短期流动性的举措,则体现了对市场的精准把握。央行先是通过SLO连续三天累计向市场注入超过3000亿元流动性,但市场紧张情绪未得到有效缓解。12月24日央行重启290亿的7天期逆回购,银行间市场利率迅速回落至正常水平。逆回购期限最短7天,24日重启逆回购将于31日到期,到时资金紧张的压力不复存在。如此一来,央行既守住了M2的预定目标,又保证了市场的流动性,同时警示商业银行适度收缩杠杆,调整资产负债扩张的结构,引导银行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
“钱荒”是个伪命题
对于“钱荒”的说法,黄晋鸿表示,“‘钱荒’的提法本身是不科学的,是伪命题,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他介绍,截至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7.93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整体市场看,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在2.0%-2.1%的区间高位。银行系统备付金超1.5万亿元,通常情况下,全部金融机构备付金保持在六七千亿元左右即可满足正常的支付清算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银行“不差钱”,且我国外汇占款高企。以上种种,都表明我国当前流动性总量并不短缺。
黄晋鸿表示,与其说是“钱荒”,不如说是市场对流动性预期的“心慌”。而放在今年的大背景下看,导致流动性预期谨慎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银行资源配置失衡、期限错配导致银行本身的流动性脆弱。上市银行同业资产平均占比持续上升,部分上市银行的同业业务已经占到业务总量的20%以上,平均也在12%左右,同业业务已经从流动性管理的工具,变成追求盈利、扩大资产规模的手段。
二是确实存在部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玩“空转”游戏,没有真正地进入实体经济。
三是多数理财产品的资产端是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而房地产业在泡沫扩张过程中存在高回报预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利率不敏感,这些一方面推高了理财产品贷款端利率,另一方面使大量的资源错配至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项目。在货币层面,则反映出货币周转速度不断变慢,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新增货币的推动。因此,虽然货币增速比名义经济增速高了5个百分点,但利率却出现创新高的强劲动能。
可以看出,所谓的“钱荒”,并不是货币总量缺少,而是结构性的流动性错配可能累积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基建、地产和其他高杠杆低效部门,形成资金的沉淀,周转率大幅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