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斧烁伯仲 神工各千秋

　　——《衡方碑》《张迁碑》背景探悉与风格比照

　　■章仪来

　　珍藏于东岳泰山岱庙中的《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衡方碑》）与《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张迁碑》），被发现以来为历代金石学家、理论家所推崇，其艺术价值对中国书法的演进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此二碑均书刻于东汉时期，《衡方碑》立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张迁碑》立于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相差18年；出土地一为山东的汶上县郭家楼，一为山东的东平县境内（明朝移至县城明伦堂），两碑出土地相距约20公里。笔者久居泰安岱庙一侧，常以虔礼之心徜徉于二碑前，加之临其拓帖、究其精髓，故对这两通汉碑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思考，对其艺术风格作一番比较。

　　（一）

　　根据专家对中国书法“隶变”现象的研究成果可知，隶书出现于战国时的秦国，称为“古隶”，亦称“秦隶”。出土于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秦墓中的青川木牍墨迹（书写时间为战国时的公元前309年），便是证明之一。先人为了书写的简便，隶书缓慢出现，“隶变”在书写中悄然进行。至西汉中期，“隶变”基本完成，近百余年来大量发现的秦汉简牍，足以看出隶书成熟的脉络。不仅如此，从先人留下的刻石中，今人亦可看出隶书发展的轨迹。如刻于公元前56年的西汉《五凤二年刻石》、新莽时期公元16年的《莱子侯封田刻石》，均是“隶变”后隶书逐步演化的例证。又如东汉另一摩崖刻石《开通褒斜道刻石》，系东汉明帝永平六年（63年）所刻，其篆字的笔法、隶书的体势、没有波磔的结字，使其成为隶书的另类风貌。到了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曲阜孔庙《乙瑛碑》立起，永寿二年（156年）《礼器碑》出现，建宁二年（169年）《史晨碑》现世，这三块以隶书书丹的庙堂之碑已经表现出隶书的高度成熟与规范，加之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刻制的《曹全碑》，它们都是隶书规整一路的代表之作。

　　东汉桓灵时期，鲁西南汶上、东平一带的《衡方碑》《张迁碑》，与前述的《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等虽系同一时代，但此二碑拙朴浑厚的风格，与整齐规矩的庙堂之气风格迥异。

　　东汉中后期，奢靡之风日长，“追捧”与“歌颂”成了官僚追求的目标，于是碑碣大兴。《衡方碑》《张迁碑》为墓碑，它们与庙堂碑风格差异为何如此之大？

　　孔庙中的《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碑整齐规范，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层以美文正字“树碑立传”的心态。孔庙中的碑出于官方或半官方之手，自然要求严格，书刻者非同一般。立于县乡的碑多出自墓主人的后人、学生、同僚，有旷放之风与率真气息。这一点正是人们“求异”心理与意识上挣脱某种“羁绊”的行为。这种同属于正体字而艺术风格大相径庭的现象，与正书和草书、官方书法与民间书法在交互**同发展的规律颇为相似。正是如此，东汉晚期出现了《衡方碑》《张迁碑》这类杰作，使隶书这枝奇葩在历史长河中得到了多样化的发展。但经研究发现，就方拙古朴类的《衡方碑》《张迁碑》而言，它们之间的艺术风格也是有着较大差别的，明白了这一点，对于汉碑书学风格研究大有裨益。

　　（二）

　　《衡方碑》的主人姓衡名方，字兴祖，东平陆县（今山东汶上北部）人，官至京兆尹（首都长官）等，建宁元年（168年）卒，其门生立碑而颂。《张迁碑》主人姓张名迁，字公方，官职为谷城长荡阴令。此碑系其故吏所立的追思之碑，张迁应故于中平三年（186年）之前。两碑书刻得方正拙意，观之令人有回肠荡气之感。

　　先看《衡方碑》的特征：“以体丰骨壮而著称，笔画端正，折角敦方，顿挫分明，应规入矩……一是间架特别稳重，字字如千斤磐石，蹲踞其位，仪态敦厚；二是以粗壮、古拙之行笔，造成一些部首绝对方整的形象；三是运用收笔时重顿的笔法来配合造型的淳朴。粗重的线条以及茂密偏长的结构，能使人感受到那种自然融合的精神意蕴和博大的气势、古拙的韵味。”（《汉衡方碑》，现代出版社出版）可以看出，体丰骨壮、敦厚方正、博大古拙及收笔重顿是它的仪态与笔法的重要特点。正由于此，成为该碑大别于“孔庙三碑”的风神之所在。

　　再看《张迁碑》的突出特点：“格调方朴古拙，峻实稳重；其起笔方折宽厚，落笔稳健，似昆刀切玉；运笔劲折，斩钉截铁；行笔阔笔直书，笔势直拓奔放；线条粗细相间，直曲结合；结构布局扁平均称，错综揖让，真正做到密不容针、疏可走马的矛盾调和。全碑气息宽博宏大，堪称汉碑中的神品。”（《汉张迁碑》，现代出版社出版）可见方朴古拙是此碑与《衡方碑》的共同特征，而《张迁碑》的起、落笔，行、运笔以及宽厚的方折、笔势的直拓奔放、线条的直曲结合、结体的扁平与匀称及错落，正是它独到的特色。在章法上，它与《衡方碑》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疏”字，通篇豁朗有致，与《乙瑛碑》《史晨碑》的章法有近似之处。

　　前文提到，《张迁碑》晚《衡方碑》18年。从《衡方碑》上，人们看不到庙堂碑的那种法度严谨、遒丽精密、波磔突出的成熟隶书的俊美，看到的是雄强朴茂、率真天趣的自然韵味。而数年后立起的《张迁碑》，似回到“复归平正”的路数，与《衡方碑》相比，少了一些随意，多了一些规矩。《衡方碑》的张扬与开放、重顿与倔强，在《张迁碑》中得到了一定的收敛，取而代之的则是通篇章法的整饬、用笔的健捷与结字的利落统一。就隶书完善的过程而言，《张迁碑》已成为一座巅峰，与“孔庙三碑”一样，它以方正雄强和敛而不妍的风格大辟蹊径，把隶书推向新的高度，使后人眼界豁然。如此说，《张迁碑》与“孔庙三碑”同处在里程碑的重要位置，实不为过。而《衡方碑》在某种意义上是《张迁碑》的前驱，它的率意旷达、雄壮浑宕亦成为后世学**的范模。清人伊秉绶主攻《衡方碑》，取其雄强之精髓，终成为一代隶书宗师；何绍基、吴昌硕、齐白石等力学《衡方碑》《张迁碑》，遍学诸帖且碑帖相融，在书法、篆刻与绘画上成为一座座高峰。

　　（三）

　　东汉中晚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时代，特别是桓灵时期，皇帝均是十几岁登基，外戚专权成为常态。在文化上，虽然经学、史学并兴，但客观上持续着多家争鸣并进的局面。在书法演进方面，隶书为主要的日常所用书体，可是并没有强调书写的统一，多事的朝廷无暇顾及文字的书写，这给予隶书多样化发展一个极好的机会。《乙瑛碑》和《礼器碑》已经是法度严谨的隶书代表，在十几年后，《衡方碑》出现在距曲阜孔庙仅几十公里的汶上县郭家楼，可以说是对于规整飘逸类庙堂隶书的一大挑战。186年，介于“孔庙三碑”与《衡方碑》书风之间的巨作《张迁碑》，带着隶书多年的演变与积淀，以崭新的面貌向世人昭示着隶书的沉雄与伟岸、方正与宽厚，不能不说这正是隶书书写的一个很大进步。

　　如果说《张迁碑》亦可属于规整类且大气磅礴的书法，而早于它的《衡方碑》，以表面的“拙”与“稚”，更多带来了民间书法的影子，给后人许多深刻的启迪。沃兴华先生论及分书的产生时说：“分书的各种特征在（西汉）汉宣帝时已全部产生，而且表现得相当娴熟了。与篆书相比，它完全属于一种新的字体，但是，它毕竟产生于民间，流行于民间，要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还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论分书的产生》，1998年第四期《中国书法》）沃先生所谓“产生于民间，流行于民间”，从秦汉简牍中已经得到佐证。不仅如此，隶书成熟后亦然。细察东汉晚期的碑刻作品，民间书法的烙印并没有消失，而是“顽强”地表现出它们的宽博与多样。书刻《衡方碑》者并非官方人士，据考系衡方的一个叫朱登的门生集多人之力而为。与大约出现在公元85年左右的《东汉任城王墓黄肠刻石》相比较，可从中看到民间书风率意的影子，如碑中的“衡”“碑”“尹”“术”“闻”“界”等字，书风稚率而体势奇逸，为整碑增添了异彩。我们之所以认为《衡方碑》有民间书风的影子，除了单字外，从整体书风的率真和笔法厚重与“孔庙三碑”差别巨大上，与《张迁碑》的用笔与章法不同上，都可以窥得其另类风貌，此处就不赘述。

　　晚清何绍基曾评论说《衡方碑》“方古中有倔强气”，但溯其源流，此碑与《景君铭》（143年立）、《郑固碑》（158年立）渊源颇深。《景君铭》《郑固碑》遒劲古拙，已有长方结字的趋势。汉人在书丹中，已经不拘一格，晚于《乙瑛碑》15年的《衡方碑》，其书风不仅介于《景君铭》《郑固碑》之间，而且从此碑也可窥悟到西汉末年《五凤二年刻石》与新莽时期《莱子侯刻石》、东汉初《开通褒斜道刻石》《东汉任城王墓黄肠刻石》的影子，亦说明东汉书风的丰富多彩。

　　《张迁碑》出土于明代，受到古今书家极高评价，被人称为“汉碑中的集成之碑”。早于《张迁碑》15年的甘肃摩崖刻石《西狭颂》，虽与此碑地域相距千余公里，但两者风格类似、仪态接近，故而清人杨守敬评“（《张迁碑》）源于《西狭颂》”。后人评《张迁碑》为“集成之碑”并不为过，是因为其不仅吸收了“孔庙三碑”的“正统”，而且是对包括《西狭颂》和《衡方碑》在内的许多碑刻的承续与发展。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了《衡方碑》的率稚却添了《西狭颂》的方正；二是去了《衡方碑》雍满章法，却有着《乙瑛碑》的疏朗布局；三是笔画与结体的高度统一与微妙变化，使其书风独具。看似稚拙，实为精巧；观似方浑，实为灵动；揣其放恣，实为端茂。不仅如此，由于《张迁碑》亦上承籀意而多方笔直行，直接影响了魏碑书法和晋唐楷书，有人称其为“楷书的先导”亦非过言。

　　总之，《衡方碑》与《张迁碑》显现出了汉碑“一碑一奇”之特征，二碑比较加之与同时代多碑对照研探，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其同异，更可触摸到东汉书写开放的鲜明烙印。仅相差十几年的两通碑刻，既有书写与章法上的巨大反差，又有古拙、方正、朴茂的互通；既有墓主人同为中下层官吏的类似和相同的时代背景，又有书刻者不同风格及书写心境、速度、整饬程度的“伯仲”。今人学**汉隶，不仅应从规整的汉碑入手，更应该吸取汉碑的多种风姿。否则，很难对汉隶有深刻的理解与切实的领悟。如只学**《礼器碑》或《乙瑛碑》，便难以探究《张迁碑》《衡方碑》等汉隶的古拙与雄强。

《衡方碑》（局部）

《张迁碑》（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