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张洪量发行《青春梦》专辑后，宣布暂别娱乐圈。在随后的近15年里，他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广岛之恋》等作品继续在经典的道路上发酵，而他则环游世界、结婚生子，成为一名出色的牙医，完成一部关于黄种人历史的《黄书》……做着这些表面上与音乐无关的事。上周，张洪量带着一首以古琴为主角、有两千字歌词的《神曲》重出江湖。“我再出来不是要跟别人竞争，不是求名利，也不是想比以前红，我就是想提供很少人提供的东西。”
一位 充满人文精神的牙医
北京晨报：15年前为什么突然选择离开乐坛？
张洪量：我在读医科之前，本来也想考音乐系，但我爸爸认为万般皆下苦、唯有医生高。我从小时候开始他就希望我当医生。最早是爸爸顶下一间诊所让我行医，他做了很多事情让我没有后顾之忧。但在《你知道我再等你吗》很红的时候，我一度把这些抛到脑后。他曾跟我说，“自从你把那间诊所卖掉后，我就再也没有高兴过。”随着我年纪渐渐大了，开始能够理解父亲的话。如果再不回报，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回报。于是我回到牙科诊所，每天朝九晚五，回家就跟爸爸报告今天看了什么病人时，他都面带微笑，以前我做歌手的时候他都没有这样笑过。台湾牙科医生里最高级的是专科医师，我就花了很多年时间去研究怎么成为专科医师。
北京晨报：这15年里，你也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更能理解当父亲的心情了？
张洪量：对，我小孩出生后，我特别感受到父母是怎么爱我的。孩子从出生到小学，这段时间很珍贵，因为全世界没有人比他们更需要你更爱你，就像我父母需要我一样。很庆幸我没有错过孩子们的成长过程。
北京晨报：从职业感受上来说，歌手和牙医有什么不同？
张洪量：当歌手比牙医简单得多。除了写词编曲，歌手还要靠缘分和运气，但牙医不能靠运气，靠的是硬功夫。我是外科，把骨头钻开对技术的要求很高，这件事情很有压力，因为很容易闹出人命。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文的医生，我会担心对不起病人。植牙的手术我做了很多，但再简单的病人我也会在手术前一天认真研究病例，会站在他的角度找到最好的方案，每次手术时都战战兢兢，我不怕人家对不起我，我怕我对不起人家。牙医是对我很好的锻炼，早期当歌手跟现在不一样，几乎可以躺着过日子，因为唱片很好卖，光是在台湾就能卖上百万张。旁边永远有人服侍你，不会绑鞋带也没关系。做牙医让我回到真实的人生，在台湾牙医是服务业，必须视病患如亲人，不然病人会跑掉。当然我也不是基于这个去服务别人，我觉得跟每个病人相遇都是缘分。
一首 呈现实验精神的神曲
北京晨报：《神曲》的歌词有两千字，音乐则是由古琴完成的，为什么创作这样一首歌？
张洪量：这首歌看起来很多字，但比我以前的歌更容易写，因为它像写日记一样，不用联想，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故事写下来就可以了。我初中开始学吹梆笛、弹琵琶，后来研究民乐，古琴在现在流行歌曲里很少被使用。古人是以琴养性，古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这首歌本来想写成有古琴有演唱的，做了好几次尝试不成功，古琴是很固执的乐器，当不了别人的配角，那就倒过来，钢琴和我的声音来配合琴。
北京晨报：你有没有想过新作《神曲》的传唱度应该不会太高？
张洪量：我没有期待它有传唱度，但我搭配了两首适合传唱的歌，《永远的永远》不是一般流行歌曲的和弦，是比较美式的，一开始听可能不是很习惯，但很耐听，再过几年，你会觉得这首歌是专辑中最好听的歌。
北京晨报：想过再写一首比《广岛之恋》、《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更红的歌吗？
张洪量：我已经不在那个时期了，我如果再成功，不会再是那方面的。只能做出另外一首不同方式的东西。
北京晨报：在过去15年里有没有想回到乐坛，但又因为大环境变了，而放弃这个想法？
张洪量：今年1月1日那晚，我睡不着，躺在床上思考，我觉得自己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而年纪又渐渐大了，现在不做，要什么时候再做。我也知道自己现在出来会很艰苦，但这是我人生的意义。从一般人的角度上看，我跟20岁的年轻人去竞争一定很难。但我不会考虑这些，我知道20岁歌手做不出来我要做的事情。我也不是要比以前红，我是要在有生之年呈现出一些东西给年轻人参考，他们可能会在2050年成功，而我把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让他们踩在我头上进军世界。
一个 从未改变的终极理想
北京晨报：在很红的那几年你也不是专心当一个歌手，你去环游世界，又转行去学电影，为什么？
张洪量：我想要过的就是中等生活。1989年我发《心爱妹妹的眼睛》专辑后，只上过7个节目做宣传。与这些相比，我更喜欢当背包客在路上走动，而不喜欢当Vip。1995年左右，我开始觉得做音乐很难突破，我想做的东西老板都不同意，比如民歌原生态与舞曲结合的东西，当然这些肯定不卖钱，那个时候我就有些意态阑珊了，就有了换一个媒体的想法，然后就来到纽约学电影，在那之前我在北影呆了一个月看陈凯歌拍《霸王别姬》，还在徐克的电影里当过副导演。以后我一定会拍自己的电影。
北京晨报：几个月前你发行了一本《黄书》，为什么会写这本书？
张洪量：1991年为了制作专辑我在纽约住了一年，第一次感受到白种人的优势，激发了我对于人种问题的好奇和思考。1992年我创作了一张歌咏黄种人命运的专辑《有种》，但一张专辑12首歌表达不了我心中所有的话，于是就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黄书》其实是“黄种人的书”的意思，我一直觉得“黄”这个字代表的中国文化光辉的颜色，这个字跟腥膻、色情扯在一起，都是最近一百年里才有的。我很努力想把这个字恢复到光明正大的一面，所以书中一开始就讲，黄没有不好的意思。
北京晨报：再次复出歌坛，你最终是要做什么？
张洪量：能写出红的经典的歌我也很高兴，但这不是我人生的目的。我再出来不是跟要别人竞争，也不是求名利，我就是想提供很少人提供的东西，把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与西方音乐相结合。从一开始我做这一行的目的，就是将电子、实验性的东西与中国的原生态、民歌做结合。1993年我用了一个铜片的胡琴，接在电吉他上，出来也是很摇滚、杀伤力很高。我的终极理想是，在我的舞台上没有现代西方的乐器，只保留摇滚的精神，所有的乐器都被中国传统乐器所取代。我希望把亚洲的黄种人的音乐推向全世界，让西方都发自内心地喜欢，而不仅是猎奇。比如，有一天陕西的秦腔能活在哥伦比亚的日常生活中。我不是搞内销，是外销的。当然我可能不会是那个最后成功的人，比如我在《神曲》中把古琴和钢琴相结合，就是要看看是失败还是成功。失败的就拿掉、成功的就继承。
晨报记者 王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