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夸大救人者遭讹的无力感

　　“扶人被讹，自杀证清白。”这样的和棺定论实在令人郁结愤懑。自古以来，道德行为虽美好，也是容易扯皮的事情，一旦牵涉罪与非罪，赌咒发誓只会让是非越发暧昧。眼下，吴伟青的以命相博，直接将周老汉钉在道德耻辱柱上，加上民间“柯南式调查”，恶毒老汉的形象已在媒体传播中跃然纸上，但真相，可能还是十万八千里之远。　　

　　2013年，达州讹人老太事件说明“老人里面有坏人”，随后，北京大妈与外国小伙的故事又告诉我们，有图未必有真相、看人贴标签式思维只会好赖不分。说来说去，还是一些最基本的道理：好人或者坏人，撞人还是扶人，抓人还是讹人……不能看面相说话，没有真相的在场感，一切都难以靠经验逻辑来推演。吴伟青也许是清白的，毕竟，以命自戕的姿态，确实很可能指向冤屈难以抒怀。但这依然是良善的揣测，世事纷纭，人性复杂，常识是一套逻辑，真相可能是另一套逻辑。　　

　　好在正如东源县警方所言，由河源市和东源县两级公安、纪委组成的联合专案调查小组，正在加紧对事件进行调查。“警方已经掌握到，摔倒的老人，出现了前后矛盾两种不同的摔倒说法。”但仅凭当事人一方的说法，无法对事件定性，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证据支持。越是这个时候，倾向性的道德诉求，恐怕越是应该给独立专业的法律调查让路。程序理性得以尊重，道德理性才不至于被口水遮蔽。有真相，才有清白；有清白，才有公平正义，才不会出现权益上的无力感。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该夸大救人者遭讹的无力感。铺陈悲观消极情绪，只会将每个人置于潜在的风险中。撞人还是讹人，首先是个法律问题：前者对应着侵权责任，后者涉嫌敲诈勒索。这已经不是道德能说清的问题。救人当然可能被讹诈，因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不能保证被救的人会涌泉报恩。不然，《国语·周语》就不会有“以怨报德，不仁”这样的愤慨了。但此时，法律要硬气、要及时出手。这是自古而然的道理：譬如唐《永徽律》规定：“诸诬告人者, 各反坐。即纠弹之官, 挟私弹事不实者, 亦如之。”再譬如古巴比伦就很重视对诬告的惩罚，《汉漠拉比法典》第一、三条规定诬告杀人和诬告一般犯罪，一律处死。世易时移，讹人虽罪不至死，但从立法到执法，都该有所作为，防治道德风险。一句话，“徒善不足以为政”，司法救济不能袖手旁观，完全可以逆转救人者遭讹的无力感。　　

　　讹人老太也好、以死证清白也罢，都是万象社会中的概率事件。它既不能成为我们拒绝相互关爱的合理藉口，也不能成为混淆真假是非的经典例证。生活还要继续，日子还须温情，即便救人者遭讹，制度及舆论都该及时出手，真正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