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大字鼻祖榜书之宗-泰山经石峪

经石峪。　摄影　王德全 经石峪拓字人(上个世纪30年代)。

    佛教传入泰山地区的时间，据史料记载在东晋时期，至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发展。一时间泰山南北高僧云集，佛寺遍布，大量反映佛教徒信仰的摩崖刻经涌现。以泰山经石峪为中心，先后出现了东平洪顶山、司里山、银山、白佛山和新泰徂徕山、宁阳神童山等处摩崖刻经、题记。在众多的摩崖刻经中，泰山经石峪刻经以其显赫的地理位置及其独树一帜的书法特色，成为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  
    泰山经石峪（又名石经峪、石经谷，皆因经刻而名），位于泰山中路斗母宫东北400米处的山峪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刻石之一。峪以经而著名，经又因峪而得势。在南北长56米，东西宽36米，面积约2000平方米平缓的大石坪上，镌刻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上卷第一篇至第十六篇内容，共计3017字。经过岁月的洗礼，现刻经可识者仅1051字。刻经文分47行，自南向北竖行刻写，每行字数不等，多者125字，少者仅10字。每字大小不一，大多数字高35厘米左右，宽40—60厘米，整体布局前部较整齐，并刻有界格，后部则较为松散，出现尚未刻完的双勾字，约占整个摩崖刻经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字因镌刻较浅，风化严重，目前尚能辨认的仅25字（安廷山《山东摩崖书刻艺术》）。刻经虽依摩罗什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版本为依据，但文字与现行本稍有区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泰山，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山、圣山，有如此大规模的外来文化涉足，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值得探讨。 
刻制的文化背景：精神极大解放的南北朝 
    泰山经石峪刻经没有任何形式的题记，刻立时间、目的、书者皆无记录，因此一直以来泰山经石峪刻制的文化背景成为一个谜。自明代开始对于经石峪的刊刻年代及书丹人众说纷纭，曾有北齐王子椿说、东晋王羲之说、南北朝唐邕说等。清道光年间，利津人李佐贤在对泰山经石峪及尖山、葛山、铁山、冈山摩崖刻经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刻经的书丹者为僧安道壹。自李佐贤之后，诸家著录多认可经石峪书者为安道壹的说法。1986年至1990年间，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对泰山及周边地区刻经群进行了大规模传拓、绘图、测量和考察研究工作，特别是1995年对东平洪顶山摩崖刻经的发现研究，再次确认了泰山经石峪刻经书丹人为僧安道壹，刻制时代为北齐的观点（赖非《僧安刻经考述》，《北朝摩崖刻经研究》），经石峪刊刻年代及书者这一千年疑案最终有了定论。  
    北齐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战火四起、政治格局变幻异常频繁的时代。然而在文化上“却是精神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没有标准的制约，没有权威的统辖，汉代统治者尊为“官学”的儒家思想，无奈地失去了“独尊”的地位，经学和谶讳也受到致命的冲击，这就为外来佛教文化的迅速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背景。先看社会的上层，由于豪门贵族专权，聚敛财富，在生活上极情纵欲，腐朽奢靡，但政治的动荡，顷刻将便会使这一切烟飞灰灭，人首异处。物质的享乐无法弥补极度的精神空虚和恐惧，“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世说新语·品藻篇》注）。生活社会中层的士大夫及门阀士族垄断着国家政权，“九品中正制”堵死了平民庶族进入统治阶层的道路。士人读书无用，报国无门，儒家经世以致用的传统价值观遭到了灭顶之灾，清谈玄学之风日起。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庶民百姓，则是社会变革中最大的受害者。军阀混战、屠杀掠夺、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对平安生活的渴望也就成为最迫切的需要，就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一种新的外来文化，一种信仰文化的传播与扩散有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泰山自身的知名度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在君主大事推广佛教的大背景下，佛教在泰山得到广泛传播。在山东逐渐形成了以泰山为中心的佛教传播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清河（今山东临清）、东阿（今山阳谷东北）、中部的泰山、济南、临淄、青州，南部的任城（今山东微山西北）、金乡（今山东嘉祥南）、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东莞（今山东沂水）和东部的牢山（今山东崂山）等地区”（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作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心，泰山出现了诸多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影响的高僧和寺院。  
   在这些高僧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竺僧朗。僧朗前秦京兆人，“皇始元年（351）移卜泰山”（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五《晋泰山灵岩僧朗》）创建了山东地区最早的寺院——朗公寺。建成后的朗公寺内外建筑数十间，已颇具规模。相传僧朗在此讲法时，“猛兽归伏，晨行夜往，道俗无滞，百姓咨嗟，称善无极”。故当地人至今仍称金舆谷为朗公谷，足见僧朗在当地的影响。僧朗之外，释僧敦、僧意、僧法定、僧照、僧志湛等也都是魏晋南北朝期间在泰山出现的高僧。僧敦继僧朗后主持朗公寺，僧意主持泰山东北麓的谷山寺，僧明创建泰山西北麓的神道圭，僧法定复兴拓建泰山西麓的灵岩寺，僧照主持泰山西麓的丹岭寺，僧志湛主持泰山西麓的人头衔草寺。另外，在泰山南麓四禅寺、光华寺也相继建立。高僧的出现，佛寺的建立，信众群的不断扩大，为佛教经典在泰山的刻写提供了环境氛围。 
    选址的宗教价值：叫板泰山传统宗法 
    经石峪刻经刊刻于泰山之阳，泰山的历史主轴线上，地点可谓显赫。为什么在佛教寺院稀少的泰山之阳，会留下一处如此大规模的刻经呢？南北朝时期的泰   山，虽然高僧云集、寺庙众多，但却存在一个相当明显的现象，即这些寺院中，没有一座建在泰山之阳，也就是说在泰山山阳的盘道两侧，没有一处佛教文化的主要标志，这种情况是由泰山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是由佛教早期传播特点决定的。泰山是宗教名山，在佛、道两教产生之前，泰山信仰以传统的宗法性为特征的体系已较完备地建立起来（刘慧《泰山宗教研究》）。佛教进入中国，还曾利用过泰山的宗教信仰。泰山被纳入道教系统与佛教一样，借用的只是泰山的名望，因此泰山虽是宗教名山，却没有成为佛教名山，也没有成为道教名山。泰山传统宗教的独特优势，使其它文化的侵入，因受到文化氛围的限定而困难重重。正因为如此，作为佛教、道教的宣传阵地——寺庙、道观，在南北朝早期，并未出现在泰山之阳的突出位置。 
南北朝后期，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时期，作为统一象征的泰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这一区域内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崇尚与利用，使佛教蓬勃发展，一时成为佛之天下，佛教组织成为一支不可轻视的社会力量。加之社会的无序，传统的信仰观念发生了动摇。在南朝梁僧祐所撰的《弘明集》卷十四，就收有一篇《竺道爽檄太山文》。所谓“檄文”，就是军书，而在这里，便是战书，“敢告太山东岳神府及都录使者”，直接向“太山之神”叫板。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一种时尚，泰山之阳经石峪刻经的刻写已水到渠成。  
    在泰山之阳刻下这么大规模佛教经典，对佛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既是对两次灭佛运动的对抗，保护了佛教经典，宣扬佛教文化的需要；同时也是对泰山传统宗教的一种挑战，如同僧道爽的“檄文”，在泰山刻经所宣泄的是一种文化的气势，是一种文化势力的象征。正如有人指出的：“华夏民族以其宽广的胸怀和宏伟的气魄，吸收、消化着外来文化，而非被外来文化异化，北朝的摩崖刻经不是作为舶来品，而是作为‘国学’和孔儒老道摆开了一副争天夺地的架势。”（滋兰《从北朝摩崖刻经说到书分三派》，《北朝摩崖刻经研究》，齐鲁书社，1992年版）  
    在佛教将经文刻在经石峪后，在泰山也曾有造像之举，在泰山顶舍身崖之下，就有两窟佛造像（宋元时期），但规模很小，并地处悬崖之下，看到的人并不多，影响也是有限的。而寺院的设立，在泰山之阳出现了竹林寺和普照寺，但其规模也难以与山阴的灵岩寺、神通寺、玉泉寺相比。至于中轴线的斗母宫，也曾成为佛教尼庵，但那已是清末的事，维持的时间也不长。这些情况说明，也只有在佛教流行的南北朝时期，因特殊的文化背景，才会有经石峪如此大规模、大影响的刻经。 
    书法艺术及其影响：北宋已叹赞为神 
    位于泰山之阳的经石峪摩崖刻石，以其位显、字多、字大，特别是其独有的书体，自古就受到文人墨客的关注。目前发现的对经石峪进行品评的最早资料，为北宋政和元年（1117）莆阳人陈国瑞的题刻：“……游经石谷，熟视笔划，字径尺余，非人所能。历千百年曾不磨灭，岂非神力护持，以遗观者。”（《岱览》卷十一）据题刻内容，陈国瑞认为经石峪字“奇”，“非人所能”，经石峪的字“古”，“历千百年曾不磨灭”，对经石峪的刻制年代进行了大概推算，有“千百年”，距北宋政和元年千百年当为我国的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反映宋人对经石峪刻制年代的一种认识。对于陈国瑞的这则题记，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懋在考察泰山经石峪时也曾给予了特别关注，其在《纪游》中提到：“观陈国瑞题名，则北宋人已叹赞为神。”其后，对泰山经石峪的书体及书写年代的研究论述不乏于史。至清中叶，随着碑学理论的兴起，泰山经石峪刻经日益为书家所推崇，受经石峪刻经书法影响较大的书家主要有清代的刘墉、俞樾、康有为、李瑞清、曾熙等。清代书法家刘墉在嘉庆年间所作的《经石峪跋文》中说：“墉少壮作书，恒欲以拙胜，而终失之钝。自得北魏碑版数十种，潜心默契，力追其神，味朴茂处，仅乃得以《泰山经石峪》残字，即为墉得力之一顷。”清末书法家李瑞清自称：余每作大书，则用此石（即泰山经石峪刻经）。泰山经石峪书体以其不争的特殊地位，载入中国书法史，成为书家临摹的范本。近年来，这一书法艺术形式又成为新一代书风影响到日本。  
    经石峪刻经的书法，属于南北朝时期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新的书法艺术形式——隶楷体。这种书法类型以隶书为基本骨架，吸收魏书和篆书的艺术内核，并有机地将它们融汇在一起，因此其构成字形的书法笔划，既有隶书的波挑和楷书的提按，也渗透有篆书的圆转。正如有人总结这种书体的书法特征为：“以隶书为主，略带篆势，间以楷意。”（《邹县“四山”北朝摩崖刻经》，《书法》1989年，第2期）而这种书体的用笔特点是：方圆兼备，圆笔多于方笔；线条匀适，藏锋多于露锋；转折处圆转而下，多不提笔另起；掠笔圆起，中行微凸，末端驻锋收笔辄止于隶书的燕尾之意；字体饱满圆浑，含蓄凝练。包世臣在《艺舟双楫》曰：“大字如小字，惟《鹤铭》之如意指挥，《经石峪》之顿挫安详，斯足当之。”清杨守敬《学书迩言》曰：“北齐《泰山经石峪》以径尺之大书，如作小楷，纡徐容与，绝无剑拔弩张之迹，擘窠大书，此为极则。”康有为赞其为“榜书之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