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徂徕义举，春雷声雄。群英荟萃，抗敌先锋。挥戈泰山，奋战沂蒙……”这是现年104岁老人孟英作于1988年的纪念诗节选，那年正值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五十周年。回顾自己的一生，这位曾在战场上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战士，看到了自己毕生追求事业的实现。参加徂徕山起义，更是成为老人诸多功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通往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有父亲的一份功劳。他从一个爱国少年，逐渐成为民族解放的先锋、英勇无畏的战士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栋梁。父亲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2017年9月末，记者先后见到了孟英老人，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孟达林、孟和平。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孟达林向记者提供了部分父亲亲历抗战岁月的照片，讲述了徂徕山起义前后孟英老人的峥嵘岁月。

　　◆与父亲不辞而别，为掩护身份改名“孟英” 

　　“父亲生于1913年，出生后他的爷爷就按孟氏排辈给他取名为‘传铎’，‘孟英’这个名字是他参加革命后给自己起的新名字。”孟达林告诉记者，自己的爷爷在天津打拼多年，深知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在1921年便将儿子孟传铎送入学校念书，直到1933年9月，成绩优异的孟传铎考入北平辅仁大学，接受西方教育模式，并与当时几名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共同创办了进步刊物《诗歌杂志》和《黄沙诗刊》，并采用笔名“孟英”发表了大量新体诗歌。在此期间，孟传铎积极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落实学校共产党组织交给他的各项任务，并于1936年7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平津形势恶化，学校也已无法上课，此时孟传铎接到了党组织让其撤往山东的指示。“此去山东前父亲与好友陈子谷先是返回天津家中，可这次见到父亲，爷爷却因担心战乱，坚决不同意他去山东，无奈之下父亲只得谎称去送陈子谷上船，前往港口，就此二人一起买了船票上船，离开了天津。”孟达林告诉记者，孟传铎为了革命事业与父亲不辞而别，并说服父亲拿出了足够的盘缠用于后续的部分开支。而他的好友陈子谷为华侨子弟，后来参加了新四军，捐出了他继承的在泰国的全部家产，后被时任新四军军长叶挺赞称“富贵于我如浮云”。

　　两人乘船到莱州虎头崖，然后又换船前往烟台。在烟台，陈子谷继续向南去了南方，后来转道去了延安，而孟传铎则和几百名学生到了济南。孟传铎在济南省委驻地武中奇家中，受到了省委书记黎玉的接见，并见到了“民先”北平总队总队长孙陶林，确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还被黎玉委以确认流亡学生的身份和政治意向的重任。为了掩护身份，孟传铎将名字改为曾经的笔名“孟英”，而这个名字也伴随了老人一生。

　　◆篦子店省委驻地当“临时先生”，起义后任“政治战士” 

　　1937年12月24日，日军飞机对泰安城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随后泰安县城失守。此后，省委机关由泰安城转移到了城南篦子店。“参与徂徕山武装起义的队伍由不同的人员组成，有省委机关人员、延安派来的军事干部，也有平津南下的学生、‘民先’队员，还有农民、工人、东北军的散兵以及其他爱国志士等。”通过孟英的记述，当时队伍来到篦子店时，孟英还是学生打扮，穿着棉袍，戴着眼镜，手提一个柳条箱，里面有书籍和日用品。而当时在篦子店有一个私塾学校，在教书先生的邀请下，孟英为私塾的孩子们和教书先生讲述了战争时局和抗日道理，为大家传播抗日武装斗争理念。

　　随着起义日期的临近，队伍不断在驻地附近宣传抗日，争取当地群众参加抗日起义队伍，并动员来参加起义的群众带来了一些土枪，还有少数汉阳造和钢枪。而孟英对枪械知识略有了解，这次见了真枪，孟英忍不住向有枪的人借来练习瞄准，而在没有枪的时候，他就找来木棍当枪练习。“起义前两天队伍移驻到了徂徕山脚下的大寺，12月31日，省委率起义军来到大寺，在山阳庄组织的起义队伍也来到了大寺汇合，参加起义的人员达到了一百六七十人。”根据孟英的回忆，孟达林转述了父亲曾经提起的徂徕山武装起义细节，起初起义队伍看起来并不像军队，大家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的是地道农民装束，有的是学生模样，有的像商人，真正像军人的是延安来的军事干事，他们穿着八路军的军装，胳臂上佩带“八路”臂章。几个加入起义队伍的原东北军士兵也穿着军服。

　　根据孟英回忆，上级领导把参加起义的人分成两个中队，一个中队相当于一个连。省委机关和平津学生以及泰安县委和泰安抗敌自卫团的人编为一中队，由山阳庄来的队伍编为二中队，孟英便在一中队之列。其实，参加起义的人远不止这些，只是有的队伍因为敌情没有在起义誓师大会前赶到大寺。

　　孟达林说，“看到队伍壮大许多，父亲心里别提多踏实了，他深知党的领导伟大之处，在民族危亡之际，振臂一呼，号召那么多人揭竿而起，跟随党站到了武装抗日的最前线。”

　　当时，起义部队里除了中队长、指导员、排长，还另外设置了“政治战士”一职，确保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这一职务的设置是山东八路军对我军政治工作创造性的发展，而孟英因为文化水平较高，也被任命为一中队的政治战士。

　　◆借枪参加寺岭伏击战，从学生成为抗日战士 

　　1938年1月11日，起义部队离开徂徕山，转移至东良庄待机，盼着早日给日军一个教训。几天后，部队获悉了小股日军在当月26日将在新汶公路上通过的消息，又经过几天的连续侦查，摸清了敌军的活动规律，部队决定在寺岭发动一次伏击战。

　　“当时的战斗由赵杰指挥，挑选精兵参加战斗，可是挑来挑去也没选上父亲。”孟达林介绍，孟英早就盼着参加战斗打击日军，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便找到赵杰，以自己受过军事训练，熟练掌握射击要领，坚决要求参加战斗。看到孟英执意参战，赵杰便同意并叮嘱他必须勇敢顽强，坚决服从命令，并让他去借一把枪。根据孟英的回忆，参战前他曾向没有战斗任务的战士借枪，便想到了刚从楼德盐警队获得60支枪的二中队。“枪可是最珍贵的，当时谁都不愿意借，后来得知父亲是接受赵杰副司令的命令借枪参站，有战士不但主动借出长枪，还多给了父亲几发子弹。”孟达林说。

　　当天夜间，参战部队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向寺岭进发，人人都感到了战斗前的紧张气氛，孟英更是两眼不眨地跟在队伍中。6时左右，部队到达伏击地点，这是一个高台地，下面是公路，公路另一边是汶河，有利于伏击。战士们按命令沿公路分散在高地上，孟英所在的位置是个坟地，他也借机隐藏在坟包后面，能清楚地看到下方的公路，更是便于射击。部队各就各位，正午后敌人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中，不一会，大路上出现两辆汽车，汽车临近的时候，速度慢了下来，因为部队事先在伏击阵地前的公路上摆了石头。孟英能够清楚地看到，两辆车上除了有日军士兵，还装载着物资。

　　随着日军进入到伏击部队正面，距离最前面的战士仅几十米远，赵杰副司令发出战斗信号，最前面的战士投出了手榴弹，随即伏击部队开始射击，枪声大作。此刻，孟英瞄准一个鬼子就扣动扳机，枪托猛烈地撞了一下他的肩膀，孟英也第一次尝到了开枪的滋味。

　　战斗进行时，手榴弹爆炸声、枪声响成一片，日军也急忙下车进行抵抗，有的跑到车后面，有的钻到车底隐蔽射击，而第一辆车被炸毁后，日军慌忙向第二辆车退去，正好暴露在伏击火力之下。

　　寺岭战斗结束后，部队在回到驻地总结战斗、清查弹药时，孟英共打出子弹四发。经过这一战，战士们对指挥员更加信任，也大大提高了部队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信心。

　　经过与日军的面对面较量，孟英真正从一个普通学生，成了一名抗日战士。说起父亲，孟达林说，“晚年，父亲常常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牺牲的战友们，许多英烈就倒在他的眼前。他觉得自己是多么幸运，为了牺牲同志也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自己所追求的壮丽事业。而自己现在能看到这个盛世，平生之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