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方和导演的矛盾似乎没有编剧和演员的那么明显，这种“表面的平静”并不代表矛盾已经被化解，而是主导权被一方掌控，另一方无从化解，自然就“没有”矛盾了。一位知名影视策划人谢晓虎，向今报记者道出了业内的这种乱象。
现象
导演都是投资方定的，叫他如何不妥协？
电视剧《红高粱》筹拍时，导演郑晓龙向他心目中的主角——5名女演员和5名男演员群发了短信，最先回复他的女演员是周迅，而男演员是朱亚文，他们聊得很投机，所以就有了剧版《红高粱》这样的男、女主角配置。
但不是每一个导演都这么“幸运”，能够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男女主角，只有几位像郑晓龙这样收视率高的大牌导演，才能有定演员的权力。别说选演员了，筹集不到资金，导演想要拍的题材和故事也只能想想。
“以前电视剧是由导演来拍板的，后来是听编剧的，现在是听投资方的，国内的制片人和投资方其实是‘一伙’的。”资深影视策划人谢晓虎说，这已经成了电视圈的普遍现象，现在的影视剧制作流程是由投资方委派制作人来选剧本、找导演、定演员，导演有权推荐演员，但是无权拍板定演员。
“导演可以确定除了男女一号以外的演员，但也免不了要安排投资方安插的熟人演员，能塞的都得塞进去。”谢晓虎说。
除了选演员上的妥协，导演还要面临以制片人为代表的投资方“节约成本”、“植入广告”等让人头疼的要求。
就拿高希希为例，2010年《美丽鲜花在开放》这部剧由高希希从投资方那里全权承包下来，对于投资方拉来的植入广告，高希希就全部拒绝了。可是到了2011年拍《楚汉传奇》的时候，虽然没有植入广告，但是高希希只对陈道明的戏份负责，情节注水、关系户的安插，他都没能掌控。
原因
因为利益投资方选择了演员，忽视导演
至于“导演只负责把剧本变成剧”的这种话语权的丧失现象，谢晓虎分析有两种原因，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投资方掌握了资金，有了话语权，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内地电视剧制播分离制度，加上供大于求形成了恶性循环，以导演为代表的电视剧品质，败给了投资方追求的明星效应。
“以前内地电视剧是电视台牵头在拍，比如1990年的《渴望》，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的，到了卫视当道的时候，很多电视台不具备先进的电视剧制作水平，于是就找制作公司来做。
这个时候还是由导演牵头的，因为电视剧、演员都便宜，而且供求关系基本上是拍多少卖多少，这时候导演拍得好不好，是电视剧卖得好不好的一个决定因素。”谢晓虎说，从2009年到2013年，电视剧的产量增长在40%左右，从每年拍10000集到每年拍17000集，但是电视台每年播出的电视剧一直保持在7000~8000集，这就使得投资方承受了更大的风险。由于导演只对电视剧的艺术质量负责，不对能否卖出去负责，所以在投资方那里，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投资方为了能把剧卖出去，首先拼的就是演员，这时投资方就选择了演员，放弃了导演、编剧这些创作者，原因是‘只要有号召力强的演员，拍得再烂也能卖出去’。”谢晓虎说，《青春期撞上更年期2》就是一个例子，片方邀请了马伊琍、杜淳主演，光是片酬就花费了上千万元，但是播出后没多久就撤下了，因为实在粗制滥造，但这不是导演的问题。
“2009年的时候我们请韩国演员，那时候他们的价格是每集18万元左右，我们都觉得贵得不可思议。可是现在，内地的大牌演员要价都涨到了70万元一集，占了制作费用的四分之三，电视剧的水准就很难保证了。”谢晓虎说，投资方找演员都集中在电视台认可的有收视率的演员上，所以演员的片酬也被哄抬了起来。
解决
“一剧一星”是电视剧创作者的“救星”？
内地电视剧的制作何时能回到正轨？这和广电总局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谢晓虎说，现在广电总局鼓励的“一剧一星”，即一部剧只能卖一家上星卫视的政策，或许就是导演及编剧这些电视剧质量的第一负责人的“救星”。
“一部剧想要收回成本，要依靠卖给电视台的收入。例如《一代枭雄》，卖给四家卫视，每集每家60万元，再卖一次二轮播出，还有卖给网络，它每集成本在200万元左右，每集能赚120万元。四家卫视能吃得下这么大的菜，但是换成一家卫视买一部剧的话，谁也不会花几百万元去买一集，因为广告收入没达到这个程度。所以，‘一剧一星’会让电视剧缩小成本、减产，会让演员片酬降下来，让电视剧普遍销路更好，进而让电视台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谢晓虎分析道。
“一剧一星”还可以有效制止植入广告的泛滥。因为电视台买剧主要是用来广告招商，如果电视剧植入的广告和招商来的广告有冲突，最头疼的不是导演，而是电视台。当一部剧只能在一个电视台播出时，电视台的权力就大了，大可以购买植入广告不是那么多的剧。东方今报记者 赵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