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改革闯将”万里
本文刊发于200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水浒传》曾使山东东平州名扬天下，梁山泊即是现在的东平湖，而东平湖就是著名改革元老万里的诞生地。
熟悉万里的老同志都这样说，万里这个人思维敏锐、观念开放、敢想敢干，他的改革意识，在党内是有目共睹的。
作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之一，万里当之无愧。
暮年的万里，虽然已无当年战场上的英姿，但却喜欢打网球和桥牌。和万里接触较多的老同志说，现在仍能偶尔看到网球场上万里老人的身影，“但万里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在网球场上疾步如飞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场边看别人打。”
78岁的《农民日报》前总编辑张广友透露，万里90岁生日时，对自己的健康很自信，曾跟他说过，“我非常高兴，我不会死于癌症。”
邓小平得力干将
对于做官来说，万里的官场生涯可谓是步步高升、平步青云。
1936年万里加入中共后，便长期追随邓小平，成为邓的得力干将，并和邓小平等人一起，共同开创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的崭新局面。
虽然解放后官越做越大，但他一生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贫民的儿子。
时任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的吴象这样回忆，万里主政安徽时就几次说过：“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吴象说，万里和别的干部不一样，他从来没忘记这一点。青年时代，万里就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很快就显露才华，20岁出头就当上地委书记，位列“冀鲁豫三大才子”。
1949年，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因之，万里一生都将邓小平当作亲密战友。解放后，万里随邓小平一起到重庆西南局工作。 万伯翱回忆说，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使他获益匪浅，学到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尖锐、处理事务的水平，一生教益无穷。
“文革”时，万里和很多老干部一样都被打倒。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铁道部部长。他的改革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据铁路系统老职工回忆，“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等当时万里制定的改革方针现在仍未过时，为以后农业改革奠定了基础。民间有“安全正点万里行”之说，既指火车万里行，也指万里这个人行。
当时官场即有“四大金刚”之说，其中就包括铁道部的万里。当时老百姓说，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四人帮”批判邓小平时也说“四大金刚”。本来是贬义词，但到了老百姓那里，这就成了一种褒扬了。
农村改革发轫
万里的名字与中国的改革密切相关。
而中国的改革，则与安徽有关。
而安徽为什么走在改革前列？主要是因安徽的落后和特殊而产生的。
“四人帮”粉碎后，中国各地都掀起了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清查运动。而在安徽，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却以“安徽特殊论”为由，始终对此没有动作，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干部群众怨声载道。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4次开会，讨论安徽的问题。
迫于形势，中央不得不撤换干部，以此强力推进安徽问题的解决。于是，万里走马上任。
到安徽的第一个月，万里就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四人帮”遗留的组织问题，再次验证了邓小平的眼光。
万里喜欢调研和行走，主政安徽之后的第一个月，即行走达“万里”。他的名字就是他本人行动的体现。
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万里坦承自己不了解农业，于是，他带着司机、秘书，和一两个记者朋友搞调查。当时有媒体形容万里，从皖南、皖东到皖北，这一走陆续就是三四个月，从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纷纷。
直到现在，安徽民间都还盛传一个故事：万里到了安徽后，对安徽的穷大吃一惊。他去山区看望农民，可老百姓不出来见他，因为没裤子穿，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万里说，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万里“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后来，作为万里农村改革重要助手的吴象说：“正是安徽农村极度贫困的现状，让万里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
被万里借调来协助自己工作的原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回忆说，万里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到哪都是他们两人，把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把稿子一夺，不听他们形式主义的那一套，自己到农民家里去看。县长说别让万里同志到处乱跑，让我们带吧。万里说即便到地主家又有什么可怕的，看看他们的生活也好啊。
三个月调查研究的结果，就是起草了一个后来震惊全国的省委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很显然，安徽“省委六条”与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安徽“省委六条”，彻底否定了此前“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方向。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看到后，非常生气地说：这六条，条条都是冲着大寨来的！
很快，陈永贵就组织大寨联合报道组对安徽的“省委六条”开始了强力反击。
金寨与大寨的交锋
万里在安徽主导的农村改革，其中就包括安徽的金寨，而这个金寨与凤阳，走的恰恰就是反山西大寨的路子。
金寨与大寨，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史上一个对立的两极。
山西的大寨与黑龙江的大庆，是当时中国农业和工业树立的两个典型，而万里又在安徽搞出了一个凤阳与金寨，当时的人们都说：这无疑是与中央对着干。
1978年1月4日~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拒绝了。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万里的这一举动，显然引发了陈永贵等中央保守派的极大不满。正面交锋由此开始。
1978年3月，万里亲自在《红旗》杂志撰文，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新华社随即向全国转发。并鼓动记者写文章为落实生产队自主权鼓与呼，而与此同时，陈永贵的动作远比万里要声势浩大得多。
春节过后，陈永贵组织驻昔阳、大寨的各新闻单位人员，针对当前新闻宣传上的消极和错误的舆论，写文章进行反击。
据回忆，当时，在大寨有一个极为特别的新闻组织，就是中央、省地级通讯社、报社、电台驻大寨昔阳的记者联合组织起来的“驻大寨联合记者组”，“不管你是哪一级、哪一家新闻单位，都用这个名义采访、写稿子。”
但记者们大致了解这件事情的背景，知道这是冲着安徽的万里去的，都感到有点为难。大家议了议，最后决定，只讲大寨、昔阳经验好，不去讲人家的不对，不交锋，不骂人。
但后来陆续发出的文章，依然可以嗅到浓烈的火药味。
1978年4月21日，《山西日报》将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的一篇内参修改后，以《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标题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把安徽省委和万里一块进行了一次大批判。
万里后来回应说：“既然《人民日报》领导说我们可以写文章。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嘛。”
在万里的强力推动下，包产到户于1978年底在安徽最穷的凤阳县小岗村正式实施。
由于反对声浪巨大，万里再一次受到批斗，但他泰然处之。他的态度是，只要群众能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最终邓小平的表态才力排众议，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