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无字碑
□ 温兆金
泰山无字碑立于泰山极顶玉皇庙正前方的平台上,正对极顶石,通高5.84米,自下而上分别为:石卯(埋于地面下)、石柱(即碑身)、顶覆石(碑帽)、顶柱石(顶端石柱)。关于此碑的“身世”有“泰山谜案”之称,无字碑为何时、何人所立?为何不刻一字?
无字碑的刻立年代在当今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秦始皇立；二是汉武帝立；三是唐武则天立。以上观点都是由推论得出,证据明显不足,所以至今在学术界仍未取得一致意见。
泰山无字碑并非无字
据泰山景区工作人员赵波平考证,泰山无字碑上有四个神秘小字,这四个字分别是“震”、“极”、“为”、“帝”,其中,“帝”字(如左图)在古籍中有记载,“震”、“极”、“为”三字为赵波平于2009年4月发现。“帝”字在无字碑西南棱上,距地78厘米,行楷书,字高3厘米,宽2.5厘米。清唐仲冕《岱览》卷八载:“石(无字碑)西南棱下,有行书一‘帝’字,其笔法在唐宋之间,未知谁所为也。”清金棨(qǐ)《泰山志》中亦称:“石西南棱上有正书一‘帝’字,审其笔法颇似唐人,或为好事者为之”。“震”字在碑东侧(见下图),行楷书,字高4厘米,宽1.5厘米。“极”字在“震”字北侧,行楷书,字高2.3厘米,宽2厘米。“为”字在无字碑东北棱上,行楷书,字高6厘米,宽4.5厘米。泰山无字碑虽正背面无字,但碑侧有“震”、“极”、“为”、“帝”四字,何年何人所写难以稽考。金代元好问在《东游记略》中写道:“岳(泰山)顶四峰,曰秦观,曰越观,曰周观,曰日观,秦观(泰山极顶玉皇庙处)有封禅坛,坛之下有秦李斯碑(即泰山无字碑)。”元代杜仁杰在《东平张宣慰登泰山纪略》中记载:“薄暮至绝顶(泰山极顶玉皇庙处)……倾观李斯碑(泰山无字碑),仅得数字,其余漫不可视。”由此可见,在金、元时期已把泰山无字碑同秦李斯碑(即泰山秦刻石,原立于岱顶玉女池旁,残石现在岱庙东御座)混为一谈了。
泰山无字碑与秦、汉无关
关于“无字碑”石料的来源,经山东科技大学地质学者测定,“无字碑”属泰山花岗岩,且与岱顶“丈人峰”的石质、花纹、颜色一致。在“丈人峰”一侧面被竖劈一块,其高低大小与“无字碑”相符,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从山下运至山顶是不可能的,据此断定:泰山无字碑取自岱顶“丈人峰”毫无疑义。
关于泰山顶立石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指峄山秦刻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指秦始皇封禅坛前不刻字的“纪号石”),封(封禅),祠祀(立祠祭神)。下,风雨暴至,休於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指泰山秦李斯刻石),其辞曰……”《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指泰山秦李斯刻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
第二个在泰山顶立石的是汉武帝。《史记·孝武帝》记载:“东上泰山,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由此可见,汉武帝立石是从山下运至泰山顶的。
第三个在岱顶立石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后汉书·志第七·祭祀上》记载:“上许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汉武帝年号)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有司奏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皆方方尺,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长一丈,厚一尺,广二尺,皆在圆坛(指封禅坛)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广二尺,如小碑,环坛立之,去坛三步……又用石碑(指刻字“功德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丙地(正南偏东),去坛三丈以上,以刻书。”以上可看作是光武帝泰山封禅的预案,关于具体仪式:“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如南郊……事毕,将升封……至食时(吃早饭时间),御辇升山,日中后到山上更衣,早晡(bū申时,即午后三点至五点)时即位于坛(指封禅坛,在今泰山极顶玉皇庙处),北面。群臣以次陈后,西上,毕位升坛。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朝廷掌宗庙礼仪之官)命人发坛上石(坛上用石),尚书令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事毕,皇帝再拜,群臣称万岁。命人立所刻石碑(指刻字的“光武帝功德碑”),乃复道下”。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光武帝刘秀泰山封禅的封坛用石可分两部分:一是封禅坛上用石；二是封禅坛外用石,即用以刻字的石碑。
关于光武帝刘秀泰山封禅坛外用石的情况,时任东汉泰山郡太守的应劭在《泰山封禅仪记》中写道:“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管理山泽的官署),观祭山坛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肆处(城外市场),入其幕府观治石。石两枚,状博平,圆九尺,此坛上石也……一纪号石(无字),高丈二尺,广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纪功德(刻字)。”由此可见,光武帝封坛外用石有两种:一是纪号石,也叫立石,不刻文字；二是功德石,刻文字。关于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在泰山极顶封坛外用石的情况,应劭在《泰山封禅仪记》中写到:“早食上,晡(bū申时,即午后三点至五点。)后到天门(指泰山南天门)郭……东上一里余,得木甲(木神像)……东北百余步,得封所(指封禅坛,在今泰山顶玉皇庙处),始皇立石(指无字“纪号石”)及阙在南方,汉武(指汉武帝立无字“纪号石”)在其北。二十余步得(到)北垂圆台(封禅坛),高九尺,方圆三丈所。有两阶,人不得从,上从东陛上,台上有坛,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维有距,石四面有阙。”在秦汉建筑中有“树阙以表门”的建筑形制,以上秦始皇的阙应是指封禅坛的大门,“始皇立石”是指不刻字的“纪号石”,汉武帝的纪号石在秦始皇纪号石的北面,两者距离不是太远,再向北“二十余步”到封坛。光武帝只在封坛的“丙地(正南偏东),去坛三丈以上”立功德碑,并未立无字“纪号石”。今泰山无字碑紧靠古封禅坛,从所处的位置来看,与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在泰山顶的立石无任何关系。
泰山无字碑实为唐高宗补立
第四个在泰山顶立石的是唐高宗李治。《旧唐书·志第三·礼仪三》记载:“(麟德)三年(666年)正月,帝(高宗李治)亲享昊天上帝于山(泰山)下,封礼之坛,如圆丘之仪。祭讫,亲封玉策,置石感,聚五色土封之。圆径一丈二尺,高九尺。其日,帝率侍臣已下升泰山。翌日,就山上登封之坛(泰山玉皇顶东大平台处)封玉策讫,复还山下之斋宫。其明日,亲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上,降禅之坛,如方丘(祭地)之仪。皇后(武则天)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翌日,上御朝觐坛以朝群臣,如元日之仪。礼毕,宴文武百僚,大赦改元。初,上亲享于降禅之坛,行初献之礼毕,执事者皆趋而下。宦者执帷,皇后(武则天)率六宫以升,行礼。帷帟(yì)皆以锦绣为之。百僚在位瞻望,或窃议焉。于是诏立登封、降禅、朝觐之碑,各于坛所。”由此可见,高宗李治在泰山顶封坛附近诏立过刻文字的“登封碑”,此碑今已不知去向。
《金石録·卷第二十四·跋尾十四·唐·唐登封纪号文》记载:“右《唐登封纪号文》,凡两碑皆高宗(唐高宗李治)自撰并书。其一大字摩崖刻于山(泰山)顶；其一字差小,立于山下,然世颇罕传。政和初,予亲至泰山,得此二碑入录焉。”由此结合上文可知,唐高宗李治在泰山顶立过两块碑:一是李治在泰山顶封坛附近诏立的《唐登封碑》；二是“高宗自撰撰并书”的《唐登封纪号文》大字摩崖。
《金石録·目录四·唐、伪周·第六百六十七》:“唐登封纪号碑侧:正书,在泰山顶。”这说明此碑正、背面无文字,侧面有字,正书,这与上文关于泰山无字碑侧面有刻字的考证是相吻合的,即:泰山无字碑实为“唐登封纪号碑”。东汉应劭在《泰山封禅仪记》中记载:坛外用石“一纪号石,高丈二尺,广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纪功德”。“唐登封纪号碑”即为不刻文字的“纪号石”,也叫“立石”。秦汉时期称“纪号石”,北宋《金石録》称泰山“唐登封纪号碑”。
2009年4月,赵波平在距泰山无字碑西南9米处发现一处极重要的唐代摩崖石刻。刻文为:“承试郎行兖州金乡县令萧文□□□□监作,何□巧人徐□□曲赵思□系□□顾(以下缺五字),总章元年(668年)九月三日起作,至二年二月十四日碑成,监讫。”由此刻文知,工程历时近半年,且工期多为冬季,正有利于泼水成冰拖运大碑,而且由兖州金乡县令“监作”,不用兖州泰山地方官“监作”,这是兖州以上的官方工程是可以肯定的,所立的碑不是小碑,与泰山无字碑的工程量是相符的。如果是常规的立碑,人们会在碑身上刻立碑事由、立碑时间和监作人等,不会将应当刻到碑上的重要内容刻到别处。这说明在“承试郎行兖州金乡县令萧文□□□□监作”的碑上没刻常规的碑文,这与泰山无字碑上没有刻文字也相符。《旧唐书·本纪第五·高宗下》记载:总章元年(668年)“夏四月丙辰,有彗星见于毕、昴之间。乙丑,上(高宗李治)避正殿,减膳,诏内外群官各上封(封禅)事,极言过失”,也就是在“封岱礼天,其德不类”这一背景下,唐高宗以为两年前的封禅出了差错,东封泰山是有过失的,故“朕之不德,谪见于天”(《资治通鉴·唐纪十七》)。此时的唐高宗对泰山封禅产生了恐惧,需要补正,乾封三年(668年)丙寅,改元为总章元年。唐高宗泰山封禅的封坛没有同其他先代帝王一样选在“古登封台”(泰山玉皇庙)处,也没有立秦汉封禅的“纪号石”,唐高宗以为这就是两年前泰山封禅的差错,必须补立“纪号石”(即今泰山无字碑)以改正过错。
综上所述,泰山无字碑实为唐高宗李治为改正泰山封禅的差错补立的“唐登封纪号碑”,即秦、汉时期的登封“纪号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