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高龄的曲格平，是我国环保工作的推动者和见证者，被誉为“中华环保第一人”、“中国环境保护之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首次提出环保概念到最先为环保立法；从模仿国外先进经验到走中国特色环保之路，曲格平的40年环保经历有过让人骄傲的最高荣誉，也有着让人悲伤的“锥心之痛”。如今，这位老人依然在为环境保护奔走呐喊，只为那记忆中的碧水蓝天。
曲格平，1930年出生于肥城市桃源镇东里三村。世界著名环境科学专家。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国家环境保护局首任局长、全国人大环境和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国际环境奖”。
几天前，曲格平来到肥城市晒书城小学，在一线教师面前，他用最朴实的话语道出一位老者对教育的尊重，“学校建的再好，设施再好那都是次要的，重要的在于教学，教学质量，我们的教学质量一直还是比较好的。在我们这么贫穷的村里，你们能跑到俺这来教学，我真是感谢你们。”
晒书城小学背靠凤凰山，西依孔子文庙晒书城，坐落在曲格平的家乡东里三村，这个在2007年由他捐资兴建的学校，如今已有350名学生。因为曲格平的原因，央视主持人刘芳菲倡导的绿色手帕计划第二站就设在这里。刘芳菲说：“当我们今天来倡导环保行动的时候我们应当心里要记住这样一位先行者，他用他的智慧用一种非常亲切的方式来跟你交流，他也用一种非常亲切的、非常平易近人的方式来推行环保，包括他会给我们很多建议，你的活动应该怎么举行，你的手绢应该如何推广，就是一个八十多岁的长者用他一生的国内外的经验和精力来帮助我这样一个后辈来推行我们自己的一个微小的环保公益行动，让我非常感动。”
提到曲格平，人们总是把他与“环境保护”相关联，但是，对于从小失去父母的曲格平来说，是教育改变了他的一生，是乡亲们的帮助让他读书识字，就像他现在反哺家乡一样，乡情似海深。“应该说我孤苦伶仃的时候乡亲们在照顾我，人家看到我，有的主动给我送吃的，有的看到我拿块饼子或者拿块窝窝头给我，整天都靠这个，就是一个乞丐吧，所以我非常感激我这个家乡。”曲格平说。
从上高小到参加文艺宣传队，再到考入山东大学，曲格平的人生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曲格平因为几句言论被打倒，也因为对名利的淡薄而幸免于难。那是在筹建保定电影胶片厂的时候，曲格平曾经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后来电影发行公司收购了这个片子，并给与曲格平六千三百元的报酬。便是淡薄名利的曲格平拒绝了这笔报酬，他告诉记者：“这笔钱我无论如何不能要，因为这是我从工作当中拍的这些东西，我说我当时要是收了这笔钱说也说不清，无论如何我不要，这件事情对我的平反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来之后造反派什么都写，他把调查过程结果都公布了，大字报都公布了，大家说还有这种事，要说这个人还可以，表现还不错嘛。”
在此之前，化学工业部的一纸调动也让曲格平断然拒绝，不想为官的想法反而让曲格平备受关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中国，人们只知道“环境卫生”和“环卫工人”，并没有环境保护这一概念。因为周恩来总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当时几经调任到国务院的曲格平被安排分管“公害”问题，没想到一项临时性的分工，成为他终身奋斗的事业。
动乱的中国认为环境污染是西方世界的不治之症，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环境污染。1972年，中国意外派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曲格平透过镜子，猛然看到了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性。“环境问题已经很突出，城市的污水、噪音、垃圾、大气污染都很突出，特别是大气污染，那时候已经很突出，到处是工厂，街道有街道工厂，公园在公园里开工厂，黑烟滚滚。”曲格平这样描述到。
当时，对环境问题进行预防和治理，到底应该怎么称呼，专家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最后，曲格平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建议就照英文直译过来，叫“环境保护”。这是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环境”和“保护”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组合在一起。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中国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从此，环境保护在中国被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中国环保事业开始蹒跚起步。曲格平说：“我们能遇到周恩来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暗无天日的情况之下，国无宁日到了这么一个危机的时刻他在那里反复强调环境问题要注意，千万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有这样的英明，要不然要唤起民族大家的注意几乎不可能。”
此后数年，曲格平先后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任代表、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和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他参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并确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推动了环境保护列为国家基本国策，确立了“谁污染谁治理”等八项环境制度，并制定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方针。把许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思想糅合到中国环保工作中，这就标志着中国环保工作从模仿国外走向中国特色。
然而对于1969年就开始为环境立法的中国来说，依法治国环保提得最早。目前跟环境、资源相关的法律就有26部之多，应该说中国有着健全的环境保护法律。曲格平认为是在监督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这让曲格平对未来环境问题的解决充满期待，却并不是乐观。曲格平认为“没二三十年我们也做不到，而且还要花大量的钱，光一个北京市达到2017年（治理环境污染）这个需要几千亿，就这么一个小地方，而且还一个问题，你这个工厂，你像钢铁业吧，你把它关了，这涉及到大量职工的安排生活生计的问题，所以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所以要下决心要有壮士断臂的精神，但是你步伐上你还要有可能性。”
有关环境保护的问题，曲格平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提出过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发达国家之路，然而今天，中国要为环保付出巨大代价的时候，曲格平有着“锥心之痛”。当85岁的曲格平再次回到家乡，他给的建议是除了借助各种“强硬”的行政管理措施，抓好生态文明体制和制度改革建设之外，要从中华传统文化和道德中汲取解决现代社会问题之道。
40年环保之路，曲格平一直构筑着中国环境法体系，心中最大的使命，就是“让自然有法保护”。而在泰安，曲格平有着对家乡人民的感恩，更有着对环境保护的美丽畅想，“全世界都知道有个泰山，太有名了，所以整个泰安市都是一个大风景区这么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建设都要有目标，我是在大风景区内搞建设，我不是在这个圈外，要求自己要高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