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和电影经典的电视剧化改编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然而本周一开始在东方、山东、浙江等卫视热播的电视剧版《红高粱》，又掀动了这个话题。面对小说和电影两座“高山”，电视剧究竟是“大胆往前走”进行颠覆，还是小心翼翼守护着观众心中的经典？编剧赵冬苓交出了自己这份注定将被无数次比较和争议的“答卷”。
“电视剧和莫言在精神内核上保持一致，那就是人性的张扬、强悍的生命力和狂野的精神。”这位著名女编剧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同时，根据电视剧载体的特性，她又改变了原著和电影中的写意风格，加入了多条故事线和翔实情节。
如今电视剧60集的体量刚播出四分之一强，对其下结论尚为时过早。但通过赵冬苓的讲述，这个包含58个人物的60万字剧本架构渐渐浮出水面，对于“经典如何进行再创造”这个宏大命题，也不失启示。
从注重“写意”到追求丰富性
“莫言在写《红高粱家族》的时候，正是中国走向人性解放的时候。我们现在做《红高粱》，和莫言在精神内核上保持着这种一致，就是人性的张扬，强悍的生命力，狂野的精神。”赵冬苓这样阐述自己的创作主旨。
她说，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比较注重意象，电视剧的容量大，更追求丰富性。“比如小说中很有光彩、但电影中并未出现过的重要人物——县长曹梦九(剧中名为朱豪三)，在电视剧中就被延展开来。”
赵冬苓还新增了九儿(周迅饰)的初恋男友张俊杰、单家大少奶奶淑贤等等，这些角色丰满了那个年代的众生相，让九儿面对的势力斗争更为险恶，起到了补充九儿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性格的作用。
她举例说道：“为了和九儿的叛逆形成对照，就有了用传统美德塑造的大少奶奶淑贤(秦海璐饰)。她是代表封建传统美德的人物，为了保住家产继承权，多次陷害九儿。朱豪三(于荣光饰)为民做事、不惧强权，但是行为乖张，做事极端。”而包括九儿与初恋情人张俊杰从相爱到产生误会并分手、九儿在朱豪三和余占鳌(朱亚文饰)这对仇人之间周旋等，这些人物冲突一方面使得故事节奏更为紧凑，另一方面也迎合现代观众对三角恋、勾心斗角、战争等戏剧元素的审美需求。
剧本完成后，全剧的角色增加到了58个。“每个人物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他们的闪光点不在于道德的完美，而是在家国大义面前，把个人私心退居次位，这样有血有肉、有欲望的人物更加鲜活真实。”
“男人和女人的战争”凸显“烟火气”
“电影艺术形式不要求你去仔细地编排故事，主要用意象表现精神，但对电视剧来说远远不够，我们要把人物放在一个很有烟火气的环境。”因此，电视剧一改原著和电影的思路，选择从“九儿”的女性视角出发，而非男主角余占鳌。赵冬苓表示，这是她创作之初就想好的。“余占鳌是土匪，为了不拖累他人，做土匪时第一件事就是要割断社会关系，而九儿却一直生活在民间。电视剧要铺排各种社会关系，无疑，九儿这种有丰富的社会关系的人物更适合这样的鸿篇巨制。”
“我的概念从创作之初就很清晰：定位成男人和女人的战争，余占鳌和九儿处在互相征服反征服、又爱又恨的状态，这一点不是小说努力的方向，但在电视剧里概念清晰，他们几乎每次见面都是一次战斗。”赵冬苓说，她特别注意到，莫言在小说后记里说到他对男女爱情的理解大概有这意思，其实这既是爱又是恨。
赵冬苓还把九儿的故事往前延伸了一段。“她原是单纯的、相信爱情的女孩，结果经历一系列波折，成长为个性鲜明、敢爱敢恨的女人。余占鳌则是从一个‘吃杠子饭’的轿夫，后来成为‘吃拤饼的’土匪首领，再后来拿起枪为亲人复仇。”
正因为有这样的“前传”，在经典桥段“颠轿”中，电视剧的表达就多了不少细节故事——早已认识九儿并心生爱慕的余占鳌逗九儿，犟脾气上来的九儿却不像小说和电影中的放声大哭，她被颠到吐却擦干净嘴巴后指着余占鳌：“有本事你们可劲儿颠！”劫轿的蒙面人也不是“路人甲”，而是不愿看着初恋情人跳入火坑的张俊杰。
不过，毕竟珠玉在前、先入为主，至于这样的改动能否得到小说迷和电影粉的认可，是否合情合理，那就见仁见智了。
故事广度和跨度比原小说更丰富
众所周知，接手高人气作品的改编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更不用说是《红高粱》这种诺奖级别的作品，如今该剧每一个细节引起的争议都印证了这点。但赵冬苓最后还是放下私心接了这个本子。“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大家去说好或者不好，或者捧上天或者骂得狗血淋头，有自己对它评价就够了。”
去年，作为出品方的山东卫视3月底拿到改编权，要想赶上高粱长得最好的时候，9月份该剧就必须开机。而赵冬苓5月份才刚刚接到剧本。如此重压，让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写了60万字的“快手”赵冬苓也曾卡壳，“在进入抗日这一块停了很久，大概有七八天，反复地写，就是不希望只是一般的抗日戏。”
赵冬苓此前在接受东方卫视节目专访时，给自己打了85分，“全剧60多万字一点水都没有，故事非常紧凑、饱满。”
“不敢说重新创造，莫言的原著是‘巨人的肩膀’，可以说，我们在这个‘肩膀’上重新制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广度和跨度无疑是比原小说更丰富的。因为我们把整个地域扩大到从三十里铺到高密县、到山东省，并横跨上世纪30年代抗战这个时间段。”
■ 深圳特区报记者 杨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