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曦沦
王兆军的新作《把兄弟》（作家出版社）终于面世了，这满足了我对这位作家的期待。据说出版社的编辑在看完《把兄弟》的初稿后，印象是：文字和人物都很精彩，就是写得太实了。《把兄弟》确实写得很实。这部小说的叙事不仅按了时间的顺序，没有插叙和倒叙，也没有海阔天空的遐思和神鬼帮助，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今天的土地上和市井里。从情节上说，该书也没有轰动社会的大事件，没有稀奇古怪的魔幻，没有刺激感官的场面，也没有精雕细琢的哲学和诗意。这里发生的冲突都是普通乡村中常见的矛盾，浅街陋巷，平凡人物，没有传奇，但是色彩绚丽，节奏明快，作者在平淡无奇的叙述中完成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这，是需要功力的。
平实结构的作品，靠什么取得艺术感染力呢？《把兄弟》的成功，首先是书中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活灵活现，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全书故事一直在欢畅的节奏中演进，很少迟滞的心理独白，读起来就像看一部欢快的舞曲。书中的人物在生活的潮流中颠簸，彼此纠结，冲突一个连着一个，给人以丰富的艺术感受，有些地方非常感人。应当说，作者具有深厚的乡村生活经验，许多地方的描述可做教科书阅读。小说使用的语言生动活泼，非常符合人物的个性，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当代许多文学作品存在一个值得警惕的陷阱：方言难懂。《把兄弟》的人物语言中有不少方言，但几乎没有需要注解的。这种活生生的人物语言生动活泼，消除了因方言而造成的阅读障碍。比如，当地人有个口头禅：现实说话。很多人物在说话时都会加上这个前缀，读者听了，往往会心。主人公田家祥文化程度不高，但喜欢做对联，动不动就要来上一副上下联，虽然对仗不很工整，却能鲜活地反映这个人的性格。
合情合理的人物关系和不断演进的心性，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另一要素。《把兄弟》里的故事和人物都有扎扎实实的合理性和现实感，都遵循了乡村文化和农民心理的内在逻辑，没有故弄玄虚的想当然。田家祥和申凤坤的仇隙，张二妮和吕锋的恋情，宋桂花和田自由的婚姻，申凤坤和二妮的相互敬重，田家祥和吕锋的兄弟关怀，申凤坤的上访和田自由的车祸，申抱朴和田家祥的对决，以及申凤坤的守道以约等，不仅构成了丰厚的生活画面，也给人物性格发展提供了切实可信的立体空间。
当代小说，只要稍具生活的广度，就难以避免腐败这个话题。《把兄弟》也写了腐败，但这里没有纸醉金迷的挥霍，没有刺激感官的声色犬马，甚至没有财大气粗的场景渲染，相反的，作者故意压抑着人性堕落的节奏，两个主人公一开始就相互立下誓言：一定要做个清官，要努力服务公众，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他们的初始意志是创造一个有声有色的人生并最终有个完满的、体面的、荣耀的结局。但是，没有监督的权力和人性的放任最终还是让那个曾经热心改革的兄弟走向腐败，就像存在着某种必然一样，引导读者做进一步的追问。这种先抑后扬的描述虽然有一定的压抑感，但深邃处有沉甸甸的内涵，掩卷深思，让人不无感慨。
三十年的持续变革，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者们已经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做了研究。文学家注重的是人的心理、精神和灵魂。《把兄弟》通过对一个村落一座小城的描述，给我们勾画出一幅当代生活的生动画卷。对照收尾，读者会发现，乡村社会的文化风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在进步，也在蜕变，千年沉积的东西破碎了，一切都在融解，到处有浑浊也有清澈。泥石流曾经汹涌，回浊转清也非朝夕之事，作家所强调的只能是人的心灵，是人对美好憧憬的坚强信赖和不懈努力。从思想层面讲，《把兄弟》具有一定社会认识价值，也有浓重的历史感，但就思想的冲击力而言，似乎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拂晓前的葬礼》。
有人可能会觉得书中的人物不够典型，如田家祥，如张二妮。不能排除这里有作者的理想化因素，但这和实际生活是能够吻合的。文学不能按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法去安排结局，这种特有的固执正是文学的生命。读者会问，像田家祥这样的支部书记到底还有多少？文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只要存在这种典型，就可以成为文学描述的对象。实际上，像田家祥这样的坚持传统，爱惜荣誉，一辈子为公众做事的支部书记，在基层也不乏其人。作者肯定了这类人的形象，也就够了。
张二妮是一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的命运转折依靠了自身的劳动和心灵之美，也靠了特定时期的潮流推动。她渴望平等，但是传统乡村没给她存身之地，她最终从市场得到了弥足珍贵的商业文明。她处处与人为善，却得不到俗世的理解，经济上的独立最终让她站直了，她在商业文明中重建了信心，也拥有了属于她的尊严。她对爱的痴情追求曾被情人视为性饥渴，而她要求的仅仅是关心一下他们的儿子。她曾经善意地向年轻时的情人提出忠告，对方却以小人之心对待她，并设计圈套骗取她的让步。此时的二妮已不再是迷糊软弱的痴女子，她已经具备了当代人的理性尊严，所以不再迁就。二妮是本书中描述最为成功的女性形象。在她身上未曾有过轰轰烈烈的事件，这个形象成功就在于点点滴滴的小事积累。
小说中也有纠结之处，乍看似乎不合情理，深思起来，又不能不说这里存着难为之巧。就小说而言，人物性格的合理性是第一位的，舍此无法推进故事并完成艺术形象。《把兄弟》中张二妮最终对田家祥产生好感，可能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一个曾经遭受对方强暴的女子，在建立起自我尊严，在明白了自由和人格的意义之后，还能原谅当年对其施暴的那个人吗？小说在描写这一事件时使用了闪烁不定的细节，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他毕竟违背了当事人的意志，这难道是可以原谅的过失吗？这里存在需要探究的因素：首先是田家祥变了，他认识到自己当年的粗暴和鄙陋，并痛悔过去，对那次“不是人”的禽兽行为深深自责，并多次认错，直到跪伏请罪。二妮对他的原谅主要基于此，但也不尽如此。在田家祥退休后回到自己破败的老屋时，这个人的品格就基本可以论定了，他是个追求荣誉的人，一个将大半辈子倾注到公众的事业上的人，内心光明，行为磊落。这才是二妮原谅他并重拾敬重之心的要害之处。对比吕锋的堕落，田家祥的坚持显现出内在的精神力量，其中不乏感人之处。
长篇小说《把兄弟》是近年来少有的全方位正面描述社会变化的佳作。我相信，这一作品填补了当代文学的一个缺口。由于商业性运作，声色犬马糟蹋了人们的文学情趣，大家好像越来越找不到“够味”的东西。物极必反，在经过麻辣烫式的文艺洗礼之后，很多人开始寻求清新的、恬淡的、自然的风格，平凡人物的平凡故事里蕴含着更为切实的诗情，更让人会心的感动。《把兄弟》属于后者。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真实可信的变化，并从中找到蕴藉心灵的场景和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