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拒收红包协议好心办成坏事

　　今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时须和患者签订不收、不送“红包”协议。各级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须设立统一投诉电话，并印刷在协议书上，医患双方的协议书，要纳入病案管理，归档保存。这是记者从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的通知》中获悉的。（《京华时报》2月21日）　　

　　按说，医生不应该收取患者红包，患者不应该送给医生红包。就像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誓词说的，“无论何适何遇，逢男或女，民人奴隶，余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福，并检点吾身，不为种种堕落害人之败行，尤不为诱奸之事”。　　

　　可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去医院看病的国人太多可医疗资源太少，再加上分布不平衡导致看病难看病贵，屡改屡败的医疗改革也抵挡不住潜规则，红包成为医患间的顺水人情。卫计委要求双方签协议承诺不收、不送红包，是想借此将红包赶出灰色地带，为其打上“非法”的印记，可隔靴搔痒的多此一举只防君子不防小人。　　

　　反而，拒收红包协议很可能会好心办成坏事。第一，按照目前的医患关系，患者会继续送红包，医生会继续收红包，双方完全可以在协议底下暗度陈仓。协议会让所有的医生“清白”，他们可以假装没收取红包，患者会处于更加弱势的地步。第二，卫计委的通知药不对症，将导致拒收红包协议走形式主义。结果此举更像是卫计委的“表白”：上级领导和围观诸君，我很努力地制止红包，但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请多体谅我的难处吧。　　

　　其实，国人更希望卫计委从形形色色的表态转向实实在在的行动，利用行业自律、部门规章、法律规范等早已明确的规定，在医疗资源不足、医改次次失败的前提下，更加公正地平衡医患双方的关系。只有尊重医患双方的利益，才能让红包不再飞了：例如设计更完善和人性化的挂号、就诊制度，让患者可以更快更好地看病；允许医生自由执业，在多个医院挂牌行医，允许其可以依靠技术获益。　　

　　这也说明，公众对卫计委主导的医改和微改革不满，因为民间对医疗转型有了基本的共识。如果卫计委在推动医改时不吸纳民意并允许公众参与，恐怕很难就取缔红包等细枝末节的治理获得支持，失望的公众不得不屈从于医患现状我行我素，因为个人遭遇看病难看病贵能用红包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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