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阳斗蟋，始于唐，著于宋，盛于明清。蟋蟀入诗，始见于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唐风·蟋蟀》中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蟋蟀在堂，岁聿其逝……”《逐逐风·七月》中亦歌曰：“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在我床下。”由此可见当时先民对蟋蟀的生活规律已相当熟悉。宁阳是中华蟋蟀的摇篮，是中华蟋蟀文化的故乡，蟋蟀资源极其丰富，名虫战将辈出。经过两千余年的演变过程，斗蟋文化由宫廷文化转变为平民文化。五代诏废帝时，翰林学士王仁裕所著的《天宝开元遗事》中记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皆以小金笼提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至中诏始，玩养斗蟋普及民间。同畜养蟋蟀一样，斗蟋之风也发轫于宫中。斗蟋之风盛行于南宋，南宋奸相贾似道，是最大的蟋蟀玩家，它将蟋蟀相斗看成“军国大事”，“乃至元军兵围襄阳，朝廷汲汲可危，他都充耳不闻……”（摘自《宋史·贾似道传》）。

　　明宣宗朱瞻基由少时“宿夜不倦，日颂万卷的书痴”变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蟋蟀皇帝”。《龠州史料》中，收录了宣宗的这样一道诏书：“敕苏州府知府况钟：比者内宫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未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办，不要误了。故敕。宣德九年七月。”这在历代皇帝的诏书中，是绝无仅有的。明末将领马士英，当清兵大军压境仍大斗蟋蟀，后人称其为“蟋蟀相公”。清人入关后，因受到汉文化的浸润和融合，加之蟋蟀这个小精灵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清人很快染上斗蟋的嗜好。康熙帝喜闻蟋鸣，宫中便有了专门饲养蟋蟀的虫师及太监。酷爱权力的慈禧太后也酷爱斗蟋，她每年立秋都要住进颐和园并于重阳节这天开局斗蟋。民国期间，军阀混战，斗蟋也乘烈火烹油之势，无论是五光十色的天津租界还是十里洋场的上海，蟋事进行的如火如荼。从“蟋蟀宰相”贾似道，到“蟋蟀皇帝”朱瞻基，再到“蟋蟀相公”马士英，还有许多斗蟋者倾家荡产的例子，有些人因此得出了斗蟋亡国败家的结论。作为“欢乐天使”降临人间的蟋蟀，却为贪婪的人蒙受这等不白之冤，实乃有悖常理。玩斗蟋蟀的行家，都知道宁阳历史上就出强悍善斗的上等好虫，号称“天下第一虫”。清朝秦偶僧著的《功虫录》中记载皇宫中的虫王宁阳虫占一半以上。

　　近年来，在上海举办的“维力多·济公杯”和在北京举办的”长城杯“的大赛中，宁阳虫折冲樽俎，独占鏊头。1998年宁阳县政府开始举办全国民间蟋蟀大赛，1999年改称“中华蟋蟀友谊大赛”，至今已成功举办十二届，成为当地老百姓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全国、省、市报刊和广播、电视台发表宁阳斗蟋的文章和新闻。出版有《中国宁阳蟋蟀》、《宁阳蟋蟀》、《中国斗蟋鉴定》、《宁阳斗蟋名种》、《山东蟋蟀誉满全国》等书刊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