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双束碑。
中国历史上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的帝王共有六位，这六帝分别是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其中唐高宗的封禅又与其他帝王不同，他带来了他的皇后——武则天。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不要说国家大典，就是家族祭祀一般也是不允许女人参加的，武则天不仅参加了，而且充当了封禅大典中“亚献”的角色，充分体现了作为皇后的武则天在唐王朝特殊的政治地位。事实上，参与唐王朝的宗教政治活动，对于武则天并不是第一次，早在唐显庆六年（661），也就是泰山封禅前五年，武则天就同高宗共同敕使东岳先生郭行真及其弟子在泰山的岱岳观建醮造像，并创意刻立了形制特殊的《双束碑》。
《双束碑》高236厘米，厚22厘米，碑身之上施歇山形屋盖，雕刻精致，具有典型唐代建筑风格。碑文刻于碑身四周及顶盖，其中除南碑侧面作二层外，其余每面作四到六层，每层刻文一首或二首不等，皆楷书。《双束碑》共刻唐至宋题刻45首，时间总跨度达453年，碑刻总字数3978字，其中磨灭不可识读者120余字，题刻内容为斋醮造像记、题记等。
《双束碑》的刻制
在泰山众多的碑碣石刻中，《双束碑》以“三奇”著称于世。其一，形制奇。双石并立，同一个碑首，同一个碑座，别致的造型，充分彰显了设计者精巧的构思。据史料记载：显庆五年(660)，高宗患风疾，开始让武后处理部分朝政，武后处事都符合高宗的心意，因此深得高宗信任，其政治势力开始不断扩张。显庆六年（661）刻立的双束碑，就充分表明其政治用心，两块碑石并立，暗寓武则天与高宗并驾齐驱，同顶一片天，同踩一块地，象征共治天下。三年后，也就是麟德元年（664），随着唐高宗病情的加重，武则天开始垂帘听政，时人就把她与唐高宗并称为“二圣”，武则天达到了她第一个政治目标。其二，内容奇。《双束碑》碑文四面环刻，刻制年代自唐至宋延续四百余年，仅唐代题记，自显庆六年（661）始至贞元十四年（798）止，时间也长达一百三十七年之久，共刻制了唐代六帝一后（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和武则天皇后）遣员在泰山上斋醮造像的题记近二十则，且题记内容正史礼志很少记载，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三，立意奇。我们常见的不管是摩崖还是碑刻，都是一事一碑，也就是先有石刻内容，然后再根据内容确定摩崖或是碑刻的尺寸大小，而双束碑最早的一则题记——显庆六年造像记仅有50字，并且只刻于整个碑的一个角，为什么要刻立一块“笔记本”式的碑刻，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
《双束碑》原立于岱岳观，因此又称岱岳观造像记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从征记》云：“泰山有下、中、上三庙，墙阙严整……中庙去下庙五里，屋宇又尝丽于下庙，庙东西夹涧。”这里的中庙在唐代改作道观，名曰岱岳观，成为唐代皇室派遣道士祭祀泰山的重要场所。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三《岱岳观造像记》云：“泰山之东南麓王母池有唐岱岳观，今存小殿三楹，土人称为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许，上施石盖，合而束之。其字每面作四五层，每层文一首或二首，皆唐时建醮造像之记。”1960年，在老君堂东侧建有一座碑亭，将双束碑立于亭内。1968年冬，文物工作者为使千年古碑免遭十年动乱的浩劫，将其移于岱庙并埋于地下，1982年11月挖出，1983年10月移岱庙东碑廊。
《双束碑》虽是现存泰山最早的唐代碑刻，但因其“书非名笔”（《金石文字记》卷三），唐、宋史料均未有对双束碑的著录。目前所知对双束碑的著录，最早见于明嘉靖年间出版的《泰山志》，记曰：“碑刻唐与伪周老氏徒题记，行、楷书俱有古法。碑双石并立，覆以束盖，异哉！土人称‘鸳鸯碑’，或云‘武曌碑’，则谬矣。”只字未提碑刻内容。顾炎武在其《金石文字记》中说：“碑下为积土所壅，予来游数四，最后募人发地二尺下而观之，乃得其全文。”并对碑刻部分内容进行了著录。对于顾炎武的贡献，与顾同时代的经石学家叶奕苞在其《金石补录》中有：“苟非亭林好事，必就湮没矣！”之语。一百年后，刊行于清嘉庆九年（1804）的《岱览》，对《双束碑》内容进行了辑录，共著录碑文31首，使双束碑渐露“庐山真面目”。因此碑题刻内容历时较久，多处题刻为插刻，较难识读，叶奕苞在读此碑时的感觉是“两目酸楚”，足证识读此碑之难。
《双束碑》与唐代道教
为借助神权巩固皇权，李唐王朝自高祖李渊起就以道教教主的后裔自居，积极扶植道教，道教作为国家宗教在唐代进入兴盛时期。而作为道教礼仪重要组成部分的斋醮仪式，也由民间走向宫廷，为皇室所看重，正式登上国家祭祀的大雅之堂。唐玄宗御敕编撰的《唐六典》，就将道教斋醮列为国家祀典。五岳之首的泰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在泰山举行皇家斋醮仪式，成为历史的必然。
《双束碑》共刻制有唐代帝王十九则泰山行道题记，其中高宗题记两则，分别刻制于唐显庆六年（661）和仪凤三年（678）。武则天建大周当皇帝后题记七则，分别是周天授二年（691）、万岁通天二年（697）、圣历元年（698）、久视二年（701）、长安四年（704）九月、十一月。高宗的两次泰山行道活动，明显都有武则天的参与，加上武周朝的七次活动，武则天在泰山行道的次数是最多的。从唐王朝泰山行道的碑刻记载来看，朝廷所派遣主持修道活动者，以皇室御用道士为最显，其中不乏道教中的头面人物，在当时的宗教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主持显庆六年(661)行道活动的东岳先生郭行真，就是当时著名的道教徒。郭行真为长安西华观道士，据《法苑珠林》载：“龙朔三年（663），西华观道士郭行真，家业卑贱，宿素寒门。亦薄解章醮，滥承供奉，敕令投龙，寻山采药。上托天威，惑乱百姓，广取财物，奸谋极甚。并共京城道士，杂糅佛经，偷安道法。圣上鉴照知伪付法，法官拷挞，苦楚方承。敕恩恕死，流配远州，所有妻财并没入官。”郭行真的这次被流配远州，据当年的敕文称，其罪名还包括“交结选曹，周旋法吏”等，足见其政治势力之大。并且这次流放的时间并不久，他重返唐王朝的政治舞台。据《资治通鉴》载，麟德元年（664）末，“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郭行真能够自由出入宫掖，并专为武则天行道教法术，可见作为道士的郭行真拥有极大的政治特权，是深得武则天宠信的一个宫廷御用道士。
泰山行道活动除了由道士主持外，作为国家祀典一般还要有官员参予。据唐代六帝一后的斋醮题记载，这些官员以地方官员为主，其主要职责是协办参与行道活动，为行道活动提供人力、物力方面的保证，并负责行道活动题记的撰写与刻制。在十九次唐帝王行道活动中有记载官员参与的多达十四次，因其主要职责是服务于举行斋醮仪式的道士，所以参与行道活动的官员职别都比较低，多是文散官中八九品官员，最高也就是六品级别的朝议郎。参与行道活动的这些官员一般都临时加以专检校、专当官、祗承官、专管官等差遣。有些地方官有可能多次参与泰山行道活动，比如韩仁忠，他分别参与了长安四年（704）九月、十一月及景龙二年（708）三次行道活动，他当时的身份704年两次行道活动时是博城县主薄，时隔4年景龙二年时的身份是乾封县主薄，这期间经历了神龙元年（705）泰安县治的更名。而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行道活动，中央会派遣宦官随道士一同前往。如天授二年（691）的行道活动，因大周革命，派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一同前往。此外还有一类被称“山人”的人参与了行道活动，如大历八年行道活动就有山人刘曰济、王昌宇参与，其中山人王昌宇在双束碑题记中出现四次之多，其人当是活跃于大历年间的与道教联系密切的泰山地方名流。
泰山行道其主要活动包括斋醮、投龙、写经、造像、刻石记录等。唐代是道教斋醮制度渐趋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时期，所谓“斋”即斋戒；“醮”为醮法，据《无上黄策大斋立成仪》卷十六载：“烧香行道，忏罪谢愆，则谓之斋；延真降圣，祈恩请福，则谓之醮。”是以供养来通神的法术，通常斋醮并行。唐代皇室泰山行道最重视金箓斋，十九则帝王行道刻文中明确记载设金箓宝斋的有九次，如长安元年（701），“于太山岱岳观灵坛，修金箓宝斋三日三夜。又与观侧灵场之所，设五岳一百廿盘醮礼，金龙玉璧，并投山讫”。据《唐六典》，金箓斋的主要功能是祈禳，祈求神真保佑帝王，安民镇国。与斋法同时进行的还有醮仪，如仪凤三年行道、景龙二年、三年行道等，在设金箓宝斋的同时设河图大醮，斋醮并行，告天谢地。
在泰山行道中所谓的“投龙”就是将写有消罪愿望的文简和玉璧、金龙、金钮，用青丝捆扎，在斋醮仪式结束后，将金龙玉简投放于山涧洞府，祈求神灵鉴闻庇佑。天授二年（691）泰山行道，金台观主马元贞就曾举行章醮投龙，作功德十二昼夜；此外久视二年(701)正月，东都青元观主麻慈力奉敕内赍龙璧、御词、缯帛及香等物，往泰山斋醮投龙；长安元年（701）十二月，也举行了金龙玉璧的投山仪式；长安四年九月、十一月泰山行道也均举行投龙仪式。
斋醮仪式结束后，唐时还必举行造像、写经活动。《双束碑》十九则刻文中写经活动仅在周长安四年（704）武则天最后一则泰山行道题记中有载，“敬写本际经一部，度人经十卷”，而造像、壁画则是每次行道活动所必须的，如显庆行道“造素（塑）像一躯、二真人夹侍”；仪凤行道“敬造壁画、元始天尊、万福天尊两铺”；天授行道“于岱岳观造元始天尊像一铺、并二真人夹侍”；万岁通天行道“造石天尊像壹躯、并二真夹侍”；圣历行道“用斋醮物奉为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敬造等身老君像壹躯、并二真人夹侍”等。从这些记载来看，造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壁画；一类是雕塑。雕塑又可分塑像和雕像，塑像一般为泥塑彩绘，雕像一般为石雕彩绘。造像内容形式多样，有元始天尊、万福天尊、老君像、东方玉宝皇上天尊、玉宝皇上天尊、真人、仙童、玉女等，所造之像据天授二年（691）泰山行道题记载：“永此岱岳观中供养”。
当斋醮、投龙、造像、写经等一系列行道活动完毕后，一般都要勒石纪功。内容有行道时间、行道目的、祥瑞、主持行道者和参与行道者等等。由参加行道活动的地方官员撰写后刻制，正是这些不为正史所载的行道石刻碑记，为我们研究唐代政治及道教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双束碑》与武则天造字
武则天造字是武周革命中，为除旧布新、树立权威，而采取的又一项改革措失。武则天为实施这场文字革命，专门发布了造字宣言：自卦演龙图，文开鸟迹，万人以察，百工以乂。所以宏敷政道，宣明礼乐。指事、会意，改易异涂，转注、象形，屈伸殊制。周宣博雅，史籀兴古篆之文。……古今讹舛，稍益繁布。画规无端平之体，鱼鸟增奔放之容。转相仿效，日滋日甚。遂使后生学徒罔知所据，先王载籍从此凐沉……特创制一十二字，率先百辟。上有依于古体，下有改于新文。庶道可久之基，方表还淳之意。”（《全唐文》卷九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这则载于《改元载初敕》的文字，说明武则天造字开始于载初元年（689），共创制了十二个字。《资治通鉴·则天后天授元年》对此也有记载：“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这两则记载都仅说明武则天造字开始于载初元年，创制并发布了十二字，但没能说明此后是否还有造字，造了多少字。由于武则天命人所作的、收录有所有武则天所造文字的《字海》已经失传，因此关于武则天造字究竟有多少个，历来众说纷纭，有12个、16个、17个、18个、19个和21个等说。
有学者通过对有关文献和出土的唐代碑石、墓志以及文书等资料进行系统考察分析后认为武则天造字前后共分5次，除载初元年（689）所造：“天、地、日、月、星、年、正、君、臣、载、初、曌”12字外；另于天授元年（690）、证圣元年（695）正月、证圣元年四、五月间、圣历元年（698）又分四次造“授、证、圣、国、人、月”等字。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则天造字废。故则天造字自载初元年开始至长安四年末结束，为期十五年（施安昌《从院藏拓本探讨武则天造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4期）。这一论点可以在泰山双束碑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双束碑中有武则天造字的题记共有九则，其中七则是武则天派遣道士到泰山行道后的题记，另外两则刻记虽没有纪年，但据文中有武则天造字可断为武周时期所刻制，共使用“天、年、圣、月、日、人、授、地、初”等10个武则天所造之字，其“月”字有前后两次改造的版本。天授元年（690）造“授”字，天授二年泰山行道题记中，“授”字即为新造字，而该题记中的“人”则是未改字，“人”新造字出现于圣历元年（698）之后武则天的泰山行道题记中。武则天最后一次在泰山行道的时间是长安四年（704）十一月，此则题记共用新造字七个，参与撰写题记的有博城县主簿韩仁忠。神龙元年（705）三月的中宗的泰山行道记中已不见一个新造字，最有意思的是，博城县主簿韩仁忠，再次参与了景龙二年（708）的泰山行道活动，同样参与了此次行道活动题记的撰写工作，但这则题记中同样不见一个新造字，这其中体现的是一种政治的博弈。
武则天造字是为其改朝换代提供文化的资本，颁布诏书，全国实行，是一种权力最大化的体现。其新造字使用范围之广，据叶昌炽《语石》载：“当时群臣章奏及天下书契咸用其字……。余所见武周碑不下数百通，穷乡僻壤，缁黄工匠，无不奉行维谨。尤可异者，巴里坤有万岁通天造像……文教隔绝，乃纪元、年、月亦皆用新制字，点画不差累黍。虽秦汉之强，声灵远讫，何以加焉。”而中宗复位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被武则天所谓“武周革命”革掉的李唐王朝的祖宗之法，他一再颁布制书，将所有制度都恢复到唐高宗以前，武则天新造之字当在革除之列。中宗于神龙元年（705）二月复国号为唐，三月就到泰山行道，此次行道仅距武则天最后一次泰山行道活动四个月，其题记已不再使用武则天的新造字。
武则天所造之字，多是以繁代简，每个新字都是由几个字构成的，如“地”就是由“山、水、土”三个字上下叠加组成；又如“年”是由“千、千、万、万”组成；天授年号的“授”字，是由“禾、久、天、王”组成等。组成新字的各字连贯起来往往可以表达一个吉语或赞语，已非原字的本意，事实上这也是武则天造字的初衷。如“年”字就寓意“天授万年”、“千秋万年”；而“授”字则寓意天赐嘉禾，久为君王。并且有些字是为了某些特定的事件而创造的，如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元天授，就特意造了一个“授”字。因此因为政治原因而创造的文字，虽在强权下得以推广十五年，但也因为政治原因被废止，更因为其不符合文字的发展规律，书写困难，而渐渐被人们淡忘，最终停止使用。
原标题：泰山石刻文化之女皇的创意——双束碑
